■ 农民工

　　生存状态更受关注

　　除了工作环境较好的外地人外，改革开放以来，还有大量的农民工进入城市，他们的生存状态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

　　四川人大秦16岁时来到北京，初中没毕业的他起初跟着叔叔在汽修厂打工，10几年过去了，他凭着自己的努力在北京开起了两家小店，全家都搬到了北京，还在南五环买了套房，买了一辆车雇人跑短途运输，可以算是农民工中的佼佼者。在他看来，北京遍地是机会，只要农民工勤劳肯吃苦，赚钱的机会多得很。应该说，现在农民工的生存状态比过去要好很多。“别的不说，我们那会打工时，没有老板给你上‘三险’，也不会签合同，工资低，各项福利没保障。现在，政府对我们越来越关心，与老板有了纠纷有地方投诉，还有最低工资保障。”大秦说。

　　农民工出身的大秦，最为艰难的时候，曾经在手指断了的时候绑着绷带在冬日夜里为客户修车，也曾为了给外地户口的儿子在北京找一个好学校而愁苦万分。“把孩子送回老家上学，一是已经不适应老家的生活，还有就是我们夫妻俩就得有一个人回去照顾他，收入也会少很多，供他上学和生活都会受到影响。”不过，令大秦欣慰的是，按照现在的政策，儿子即便没有北京户口，也能就近上学了，为他解决了后顾之忧。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众多城市推出一系列破除外来人口受限的措施，如郑州市的外来人口持居住证可享受多项市民待遇；广东省外来人口凭居住证可享受就业服务、技能培训和子女入学等公共服务；上海市外来人口凭居住证可享受子女参加高考、参加专业技术职务的任职资格考试和评定；深圳市外来人口凭居住证可享受劳动社保、教育、计划生育等公共服务。令人欣喜的是，这些政策中的一大部分惠及在城市中处于相对弱势的农民工阶层。

　　■ 本地人

　　心态复杂而纠结

　　不难发现，针对外地人，本地人和政府怀着的常常是一种纠结心态。

　　一方面，大量工作是由外地人承担的，除了一些公共服务行业外，除了大量城市必不可少的低端岗位由广大农民工占据，大量高端外地人才同样占据了都市里的重要岗位。不管承不承认，外地人在都市里的地位令人难以忽略。

　　另一方面，有的本地人怀着某种高姿态，如在公交车上看到不排队的，在商场抢购热潮中看到彻夜排队的，总会自觉不自觉地来上一句：都是外地人干的。不过，他们常常带着些沮丧的心情发现，原来这些移植来的外地人都已有车有房，一些本地人却只能靠拆迁分得房产、靠父母买房，甚至全家挤住在一套小房子里。

　　怀抱这种纠结心态，本地人一面承认外地人为城市做出了巨大贡献，一面却抱怨外地人抬高了城市房价，给城市添堵。

　　这种复杂的心态在地方政策上或许也有所反映，常常是一边要破除藩篱，一方面又不断推出各种限制政策。

　　于是，这些努力打拼的外地人更困惑了：我们离亲别友，在都市里打拼得这么辛苦，为什么还得不到认可？

　　■ 专家观点

　　人口流动倒逼公共服务改革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总人口超13.3亿，居住地与户口登记地所在的乡镇街道不一致、且离开户口登记地半年以上的人口超过2.6亿人，比2000年增加了1.1亿人，增长81.03%。这意味着每6个中国人就有1个是流动人口。一方面是各地年轻人源源不断涌入都市，另一方面是都市呼声愈高的资源环境压力以及接纳、服务外来人口政策的摇摆不定。几乎所有大城市面对如何完成发展腾飞期对外来人口从管理到服务的转变，目前都在艰难解题中。

　　专家指出，摆在2.6亿流动人口面前最现实的问题就是，如何突破户籍障碍，让他们平等地享有社会公共服务。不可否认，眼下已有城市部分放开了对流动人口的户籍限制，流动人口遭遇城市制度性拦截的阻力正在逐渐减小。但现实问题是，2.6亿的庞大群体，仅靠这些零星的制度“发放”远远不够，而必须上升到社会管理服务的综合改革层次，把流动人口管理和服务纳入到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