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先进政党推动

　　●我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新一轮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产生质变

　　●中华文化大步走出去的时候已经到了

　　9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十七届五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研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等问题。会议决定，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召开。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对我们今后一个时期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有着什么样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纯粹靠文化的自发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中央编译局秘书长杨金海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

　　杨金海认为， 10月中旬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研究文化复兴的问题，这是一件大好事，一件大喜事。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待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的重大意义。

　　“文化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全民族的文化自觉，不能纯粹靠文化的自发发展，尤其是在现代社会，需要有识之士的推动，特别是需要先进政党的推动。”杨金海说。

　　杨金海指出，文化复兴是中华民族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标志。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若只有经济的发展而没有文化的发展，是不全面的。只有精神文化和经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同步发展，才能真正实现繁荣昌盛。从理论上讲，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政治、经济、文化形成的一个系统。既要有经济发展，又要有政治发展，也要有文化发展，这三者是不可分离的。但同时它们又不是完全同步的，一个国家可以拥有高速发展的经济，却未必有高度的文化发展水平。马克思也曾经讲过，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的文化可能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就要求我们自觉地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推动文化的发展，使人民群众既有物质生活的保障，又有精神生活的享受。同时，文化的发展也能够反过来进一步推动经济政治的发展。

　　当然我们的经济繁荣很重要，军事实力增强也很重要，制度建设也很重要，但是最后中华民族能不能复兴，最根本的标志是中华文化的复兴，也就是形成自己一套独特的思想体系、价值体系、生活方式、社会科学、大众文化等等。只有当我们的整个文化体系具有现代性，具有领先性，能够吸引全世界的人民来学习，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现代化才可以说是真正的实现了，中华文化才可以说真正复兴了，整个中华民族才可以说真正复兴了。

　　杨金海表示，中华文化复兴，与古代的文化复兴以及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文艺复兴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全球化时代，实现中华文化乃至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需要以全球为参照系。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达到全球的领先水平，特别是在文化上要能够创造一套领先世界，并能够为世界人民所广泛认同的话语体系、价值理念、思维方式、人文科学、生活方式等等的时候，才能够说我们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可见，在今天的时代，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任务更加艰巨，形势更加复杂，道路更加崎岖，需要大家认真研究，特别需要我们党提出先进的理论来推动这一伟大事业。

　　“我们党在新形势下召开这样一次会议，标志着我们党对文化建设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杨金海说。

　　杨金海说，我们党历来重视文化建设。在党的领导下，中国文化经过九十年的努力，已经基本实现了现代化，中国文化从传统形态逐步转变为现代形态，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在建党之初，也就是“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我党就特别注重马克思主义文化的引入和建设。实际上，正是有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的引入，才有了中国共产党，才有了中国革命的新面貌。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各个历史时期，我党都特别重视思想文化建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曾经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这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的文化，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在建国前夕，毛泽东提出，新中国的建立，不仅将迎来一个经济建设的高潮，而且将迎来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所以，在建国之后，我们党领导着人民在大力推动经济建设的同时，大力推动文化建设，特别是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使得马克思主义文化在中国大地上蔚然成风，不断成长起来。改革开放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出“四有”新人、“三个面向”，以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等思想。上世纪90年代，江泽民同志提出要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进入新世纪以来，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党中央又提出了和谐文化建设等一系列文化建设思想。这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本质、规律、形式、内容等认识越来越深。

　　但是，杨金海表示，面临新形势，我们的文化建设应该怎么样深入开展，还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新挑战。

　　就国内来讲，我们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建设都获得了长足的进展，受到世界人民的广泛关注。但是，我们的思想文化建设在国际上影响还很小。我们对经济发展模式、政治发展模式以及社会发展模式的研究还不够，还没有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来认识。当前，世界各国都在关注我们、研究我们，而我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落后。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把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总结好，提升到思想文化的高度，包括中国现代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社会思想、文化思想等，使之理论化、系统化。此外，人民群众在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的同时，精神文化生活的要求越来越高，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大力加强文化建设，以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从国外方面来讲，也非常有必要来深入研究文化问题、推进文化建设。近代以来，西方文化在世界上一直占主导地位，对中国的影响很深，虽然给我们带来了一些发展的机遇，但也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很多灾难，特别是近一百七十年来，在中西文化交往、碰撞中，我们有很多教训和经验，需要好好总结。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等快速发展，世界人民对我们寄予厚望，我们也需要研究总结自己的经验，使我们的思想文化走出去，以推动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

　　在看到我们文化大发展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文化建设中面临的种种挑战。比如，社会思想的多元性、多变性、开放性等，在带来思想文化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定的思想混乱，这就需要我们制定科学的文化发展战略和政策措施去引导文化的发展，消除国内外的一些杂音、噪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共同推动和谐社会建设，同时为推动和谐世界建设作出贡献。

　　“从中国近代一百七十年的历史来看，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带来的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会产生质的重大变化”，杨金海说。

　　杨金海说，在中华文化五千年的历史上，有过多次思想文化发展的高潮。但是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带来的思想文化建设高潮，将是空前的，不仅会超越古代的中国文化复兴，也会超越近代的西方文艺复兴，对世界的影响将会更加巨大。中华文化曾经几度领先于世界，但到了近代，逐渐落伍。鸦片战争之后，我们中华文化一直处于弱势状态，处于一种封闭保守的、被动引进的状态。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文化正在发生一个质的变化，开始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被动走向主动，从表面的学习走向深层的学习，从引进文化到输出文化，一句话，就是慢慢地从弱势走向强势，从世界文化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这种质变，将触动并深刻改变我们传统的文化理念和思维模式。

　　我们过去一直在争论“中体西用”、“西体中用”，以及综合创新等等，这表明，中国人对待外来文化的思想在不断升华，但也要看到，这里有很多历史的局限和误区。实际上，这些争论背后都隐含着一种共同的思维方式，就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就是以西方文化为背景，总是绕不开西方文化，要么是学习西方文化的表面现象，要么就是彻底摈弃西方文化，要么就是将西方文化全盘拿来。这些年在讨论中西文化的过程中，仍然存在这种弱势文化心理，或防御心理。有的表面上很强势，比如说批判资产阶级文化的时候，表面上好像很强势，甚至还有火药味，实际上骨子里是一种防御心理，是一种弱势文化心理。

　　这种文化弱势心理、文化封闭心理需要不断克服。即将召开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会带来思想文化建设新高潮，这必将带来我们的民族、我们的人民，特别是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进一步的文化觉醒和文化自信，更全面地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的经验，更全面地看待世界文化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更主动地参与文化全球化。

　　“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这么快，我们的政治模式也具有独特优势，相应地，我们的文化也应该有相应的提升。在总结我们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应大力地把我们的文化推向世界。”杨金海说。

　　杨金海表示，在中华文化的对外交流当中，需进一步学习国外的好东西，这能够促进我们国内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同时，又要大力实施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这有利于促进整个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

　　杨金海指出，要让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把政府的推动和学者的推动结合起来，把政治交往和学术交流结合起来，把经济交往和文化交往结合起来，把古代文化和现代文化传播结合起来，把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传播结合起来。

　　杨金海说，在国际交往当中，要尽量避免用意识形态话语，特别要避免讲大话、空话、套话，而更多地用学术的、通用的、大众的语言来交流，要注意研究、寻找人类共同的语言，用世界各国人民喜闻乐见的语言来传达我们的思想文化。

　　此外，杨金海表示，中华文化“走出去”，需要有一套理念、一套战略、一套机制。我们现在一谈经济建设，各级政府都非常重视，而一谈思想文化建设，就觉得是抓不着、摸不着的东西，不愿支持、不会支持，这是不对的。如果说过去没有这个条件，对文化建设支持少还情有可原。现在我们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经济实力与综合国力，应该把更多的力量用在思想文化建设上。这不仅有益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全面快速发展，也有益于中华文化“走出去”，有益于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