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不啻一场深刻的革命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

　　改革的难度可想而知。

　　盘点一下中国文化的家底，几乎令人望而却步：10000多家报刊，近10000家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美术馆，570多家出版社，3000多个发行企业，2300多家文艺院团，近1000家影视公司……地域不同、行业不同、性质不同，可谓千头万绪，错综复杂。这样一场涉及面极其广泛的改革，如何平稳有序地推进，着实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智慧。文化本身的复杂性、不断变化的国内外环境，使体制改革的过程注定充满艰辛。它所涉及的内容枝枝蔓蔓，需要调整的关系层层叠叠，从宏观设计到微观操作，中间隔着千山万水。

　　改革的困惑同样来自内部。文化体制改革是“一把手工程”，但哪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不想花最少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效益？改革的成本由谁来买单？原本就穷得叮当响的文化厅局，不改革好歹还有几个院团可以管，现在一改革似乎什么资源都没有了。

　　改革之初也曾顾虑重重。先改的单位小心试探，后改的单位观望不前；条件好的地区想“脚踩两只船”，既保留事业单位身份，又享有企业的收益；条件不好的地区则想慢半拍、等等看。

　　经过最初两年的试点和探索，文化体制改革的思路终于明确：科学区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一手抓公益性文化事业、一手抓经营性文化产业。简单的一句话，拨云见日，使改革的目标和路径变得清晰起来。

　　改革之难，其难在人。如同当年经济体制改革打破铁饭碗一样，这也涉及数以万计人员的身份转换——以什么样的身份退休直接决定了退休后每个月拿多少钱。而且旧庙拆了，新的庙又没有建立起来，让只会念经的和尚做什么？谁能把人的后顾之忧解决好，谁的改革才能成功；谁愿意支付改革的成本，谁才能获得生产力的解放。

　　一场不可逆的改革发动起来了。在文化体制改革的几个关口上，党中央召开的重要会议，作出的重要部署，成为改革的强大推力。从2003年开展试点，到2005年点面结合，再到2009年全面展开，文化体制改革如关山飞度，一刻没有停歇。一年一次的经验总结会，半年一次的考察学习，一个月一次的进度汇报，使改革既有明确的任务书，精细的路线图，又有具体的时间表，要求2012年上半年，所有国有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基本完成转制任务，基本完成一批国有骨干文化企业建设任务，基本完成有线电视网络整合任务，基本完成文化市场综合执法改革任务。这四个“基本”，其实都是硬任务。中央甚至建立了退出机制，明确规定，对不具备市场准入条件的出版社，允许其在做好资产财务清算和人员安置的前提下停办；地方所属电影制片厂在2009年底前尚未完成转制任务的，将视为自动退出；非时政类报刊不符合改革要求、不具备市场生存条件的也要退出。

　　“一切妨碍发展的思想观念都要坚决冲破，一切束缚发展的做法和规定都要坚决改变，一切影响发展的体制弊端都要坚决革除。”中共中央、国务院2005年底出台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充分彰显了中央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2009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经验交流会，标志着改革的全面展开，出版、发行、电影、文化市场管理等领域的改革，进入决定性阶段。国务院随后出台的《文化产业振兴规划》，首次将发展文化产业上升到国家战略。

　　担心，在政策支持面前消融；共识，在不断探索中达成：改革不是“甩包袱”，不是“养不起”，不会“一转就死”，也不会使传统文化消亡。目前，已完成转企改制的国有院团出人出戏出效益，生存状况远好于改革前。迅猛发展的数字技术，也将人类社会流传下来的文化成果“上载”，并制成数字文化消费品。

　　文化资源转变为经济优势，精神文化转化成物质财富，这是历史性的进步。

　　中国文化，迎来黄金发展期

　　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气象，哪里有改革哪里就有新局面。

　　文化战线的广大干部群众紧扣重塑市场主体、完善市场体系、改善宏观管理、转变政府职能这四个关键环节全面推进改革，不断取得新成效。

　　转企改制，重塑市场主体的关键所在。不下决心把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硬壳砸掉，就无法培育出真正的市场主体。

　　作为北京市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2004年1月，北京儿艺完成股份制改造，从原来的事业单位彻底转为公司法人，实现了惊人的飞跃：演出场次增长了7倍，总收入增长了100倍。

　　截至2011年6月底，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任务如期完成，全国出版发行、电影电视剧制作等领域基本完成全行业转制，国有文艺院团完成转制590家，非时政类报刊完成转制595家，22个省区市实现省内广电传输网络整合。全国共注销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4000多家，核销事业编制18万个以上。随着大批国有经营性文化单位完成企业工商注册登记，曾经靠吃“皇粮”生存的事业单位开始面向市场，“事业人”变成了“企业人”。

　　这些惊人的变化证明：文化单位蕴藏的潜力是巨大的，文化市场开发的前景是广阔的，谁早进行改革谁就早发展，谁先进入市场谁就先受益。

　　创新机制，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大大提升。长期以来，我国公共文化服务的“公共性”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因此，建立健全遍布城乡、惠及全民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就成了文化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

　　上海浦东新区通过“竞标+配送”的方式，把对文化产品的选择权由政府交给基层、交给受众，变传统的“上面送什么，下面看什么”为如今的“下面要什么，上面给什么”。自2003年文化体制改革正式启动以来，各级政府对文化基础设施的投入超过了过去几十年的总和。尤其是“十一五”以来，我国文化事业费年均增速达到18%以上。政府实施的五大重点文化惠民工程——广播电视村村通、乡镇和社区综合文化站、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农村电影放映、农家书屋建设等，极大地缓解了基层群众看书难、看戏难、看电影难、文化活动少的状况。

　　调整结构，文化产业规模迅速扩张。各地通过推动文化企业以资本为纽带兼并重组、整合资源，使文化产业的规模化、集约化、专业化水平明显提高，涌现出一批大型文化企业。

　　2008年3月24日，江西出版集团与中国宋庆龄基金会联合重组的中国和平出版社有限公司正式挂牌，成为国内出版业首次跨地区重组的企业。江苏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公司整合省内发行网络，控股海南发行集团公司，成为出版业首家超百亿元企业。

　　目前全国已有20多个省市区提出建设“文化大省”、“文化强省”的目标，纷纷把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2010年，北京、上海、广东、江苏、湖南、云南等省市文化产业，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都超过5%，有的甚至达到7%。

　　如果8年前，我们讲文化产业是新的经济增长点，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别人会说这话太不靠谱，但是今天这句话已经上升为我国的一项大政策。

　　转变职能，加强和改进文化管理。通过大力推进政企分开、政事分开和管办分离，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正在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由主要管理直属单位向社会管理转变。

　　山东省临沂市率先探索出“三局合一、联合执法”的“临沂模式”。以“临沂模式”为蓝本，全省各地市加快整合文化行政管理机构，组建了文化广播电视新闻出版局，同时整合文化市场执法职能和执法队伍，组建起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局。这一改革举措，真正实现了文化审批权、执法权之间的分离。

　　“走出去”，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不断扩大。随着对外文化交流渠道的不断拓宽，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几乎涵盖了所有的艺术门类，取得了长足进步，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外向型文化企业脱颖而出。在海外设立中国文化中心是推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选择，目前也进入快速发展的新时期，已与148个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和年度文化交流执行计划，建成海外中国文化中心9个。

　　8年的奋斗，8年的探索，充分证明文化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的新要求，人民群众的新期待，文化建设的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是对文化复兴历史方位的准确把握。

　　今天，中国文化迎来了难得的黄金发展期，一个管理科学、市场规范、创作繁荣、消费旺盛的文化中国正崛起于世界的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