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发展有前景

　　新中国成立后，技术工人队伍建设得到了党中央的高度重视。当时借鉴前苏联经验，我国将工人技术等级和工资等级实行全国统一的八级工制。技术精湛的“大工匠”曾经是那个时代的骄傲，“八级工”不仅工资高，而且受到社会尊敬，从而带动一大批年轻人钻研技术，形成源源不断的后继队伍。

　　在新时期新阶段，纲要提出，要“完善国家高技能人才评选表彰制度，进一步提高高技能人才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这是根据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来的，是加强我国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一项重大举措。现在问题是要抓落实”。沈荣华解析道。

　　沈荣华说，要彻底改变企业重管理型、研究型人才，轻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错位现象。要像尊重高级专家那样尊重高技能人才，像重视高级专家培养那样重视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像关心高级专家的成长那样关心高技能人才的成长，将高技能人才开发纳入企业人才建设总体规划，建立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激励等机制，学习发达国家为高技能人才提供较好的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此外，当前十分有必要制定高技能人才和工程技术人才的职业发展的贯通办法，使高技能人才可以继续向专业技术人才、企业经营管理者，甚至党政领导干部等不同的方向发展。”沈荣华说。这一“贯通办法”，被何文芳视为高技能人才发展的“立交桥”，可以拓展高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使更多复合型人才脱颖而出。

　　近年来，在国家科技进步奖的获奖者中，已经出现了一线技术工人的身影。中华技能大奖、全国技术能手等技能竞赛活动，也促使更多优秀的高技能人才从默默无闻的工矿厂房走向了社会前台，赢得社会尊重，得到物质奖励。

　　“对为国家和社会作出杰出贡献的高技能人才给予崇高荣誉并实行重奖。比如对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和全国技术能手，应考虑参照高层次人才有关政策给予相关待遇。同时，重视提高高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加大在其中评选劳模、选拔推荐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力度。”沈荣华说。

　　“我们在德国考察时了解到，七八成的中学生毕业后选择参加职业技能学习，男孩子们以能够操作大型机械车床而自豪。反观我国的民众教育观念、唯‘高考’是从的普遍现象，我国高技能人才培养和发展的社会氛围亟待改善。”何文芳说。

　　高技能人才培养在国外

　　许多发达国家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规模、层次结构，以及培养体系、政策法制环境、政府投入和社会氛围等方面，均有一些较成熟的经验，值得学习借鉴。

　　其一，制定较为完善的法律体系。在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作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基本法，规定了职业教育的定义、使用范围、培训合同和报酬、福利保障等权利和义务，也规定了国家机构和经济部门对职业教育的责任和作用。《企业组织法》则规定企业职工委员会必须协助企业完善技术工人的培训和保护工作，《青年劳动保护法》规定企业有义务在学徒培训期间为其提供在职业学校学习的机会。德国职业教育属于国家免费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国8200万人口，有各类职业学校9727所，在校生高达260多万人。

　　其二，对高技能人才培养投入较大。2001年，欧盟国家公共教育和培训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例平均为5.1%。比利时专门建立公共资金，鼓励企业和技能人才个人参加培训，政府促进独立培训机构的设立，而这些培训实训基地可以为包括自我雇用的从业者在内的各种劳动者提供培训，并给予金额不等的津贴和补助。丹麦法律规定，年满25岁的丹麦公民，无论在职或失业，都有权享有最长可达52周的有偿脱产职业教育，而这些法定培训大部分由政府付费或提供各种财政支持。

　　其三，构建职业资格和学历互相沟通的渠道。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建立了职业资格证书和普通教育证书等值等效的制度，其职业资格证书与普通学院教育文凭在地位上有对等关系。如英国职业资格证书NVQ4级大体相当于学士学位，5级大体相当于硕士学位，同时可以互相转换。获得职业资格证书NVQ3的技工可以申请进入大学学习学士学位课程。

　　在德国，普通技工一旦晋升至高级技工，便有权利作为法人独立经营企业，开店办厂。一些政治家、企业家就是从技术工人开始谋职并成功拓展了事业。这些人有较高的政治和社会地位，生活富裕，因此技工职业在德国声誉很好。

　　其四，高技能人才薪酬福利水平较高。挪威技术工人平均工资水平全国最高，2004年时为21.69美元/小时。德国技工的月平均工资超过德国人的平均工资水平，目前攀升至2500欧元以上。技工在企业工作几年后可以通过考试晋升为高级技工，其工资增加幅度更为显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