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慈善法，中国慈善业就不可能高效、透明、富有生命力地运作。事实上，慈善立法在我国已历经数年，慈善法第一稿早在2005年就已经完成，后来几经修改，至今仍有许多根本性问题尚未形成共识。

　　从去年起，中央和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把完善慈善法规和政策作为工作重点，鼓励和支持慈善事业发展。江苏、湖南等地的慈善立法进展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慈善事业法》的立法工作正在进行中。

　　慈善发乎人的内心，源于人的自愿。立法要把慈善引向何处？金锦萍认为，慈善法要为内在的“慈”转化为外在的“善”提供通道，确保外在的“善”能够始终忠实于内在的“慈”，锻造透明度高和公信力高的慈善组织，厘清政府责任和民间慈善之关系，厘清慈善与商业之关系。

　　“我们都对慈善法抱以热切的期望。但应看到，所有的法律都是双刃剑。”金锦萍说，在对不当行为进行规制的同时，也得警惕法律的负面作用，那就是避免让慈善组织承受很大的负担。慈善法需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权衡。慈善立法若想成为真正的“善法”，立法者任重道远。

　　据悉，《慈善事业法》已列入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2011年立法计划。国务院法制办正抓紧修改《慈善事业法（草案）》，研究代表议案提出的建议，尽快报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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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慈善组织能搞经营吗？

　　允许商业运作，并获取赢利，赚的钱不能自己分，只能用于公益事业

　　郭美美事件发生后，她的一条微博解释说：“我所在的公司是与红十字会有合作关系，简称红十字商会。”正是郭美美说的这种合作模式，让公众的疑问进一步升级。是否有人在利用慈善牟利，为个人获取巨额的财富？

　　赵白鸽指出，赚钱和红十字会精神相悖。要赚钱的人，请远离红十字会。红十字会的人要把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放在首位。

　　由于公益事业是一项道德要求很高的事业，在公众眼里，公益必须纯洁，行善必须干净。因此，一旦商业模式进入公益领域，就会被诟病。金锦萍认为，民众质疑有其合理之处。慈善组织应以慈善事业为己任，如果慈善组织如同商业组织一般在商海中拼杀博弈，就会让人有“挂羊头卖狗肉”的感觉，甚至对慈善组织的“非营利性”产生怀疑。

　　能否打着慈善的名义赚钱？王振耀强调，随着越来越多现代捐赠模式的出现，尤其是大额捐赠增加，为了解决现有的资金保值、增值，也为了保证捐款的来源，可以允许商业运作，并获取赢利。这在发达国家也是通行的，但赚的钱不能自己分，只能用于公益事业。

　　在国际上，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国际人道组织——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曾颁布《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企业界伙伴关系政策》，倡导和鼓励运动的成员与企业界建立伙伴关系，其核心基础就是以公开的红十字形象关联作为回报，获取企业界对红十字运动某一具体活动、项目或工程的资金支持。

　　哈佛商学院的管理学大师迈克·波特认为，公益慈善活动应该向商业活动学习，只有将“投资”、“风险慈善”、“市场导向”等概念引入公益慈善，公益慈善才会变得更为有效。

　　2008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一项创新型筹款项目“中国红行动”，组织动员海内外著名企业，设计生产含有红色元素的慈善产品，产品销售的部分利润捐赠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用于公益项目的实施。“中国红行动”启动后，得到了格兰仕、国美电器等企业的积极响应。今年6月18日，上汽通用五菱捐赠500万元加盟“中国红行动”。

　　中国红十字会秘书长王汝鹏认为，市场化运作的公益项目要实现三方共赢：让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免费服务或无偿资助；让公益慈善组织获得公益资源，不花钱办好事；最后是要让承办企业有一定的回报，保证可持续性。但这种回报应是通过所提供的社会服务间接获得，而不是从慈善组织或受助方中获取。公益慈善组织在这当中要做的就是加强监管，通过严格规范的制度建设和运作流程，堵塞漏洞和寻租空间，防止“好菜”变味，真正把好事办好，把实事办实。

　　公益慈善与商业的合作面临着潜在的风险。在与商业合作的过程中，公益慈善组织如何规避风险、保护自身品牌的公信力？如何确保合作的走向不背离宗旨？这就需要赋予公益慈善商业模式以规范健康的机制。

　　王汝鹏认为，坐等捐款上门、没有服务意识、没有营销意识、没有管理创新的公益慈善组织，不可能成为有影响力、有公信力、有救助实力的公益慈善组织。公益项目如何通过市场化运作注入“活水”，这是公益慈善组织正在积极探索的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