浦东：公益组织孵化之路
“这里有资金，有孵化器，还有交流空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要素支持系统，‘社会’就在这里长出来了”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一群青年的公益梦
两个多月前，22岁的沈一伦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要决定，与大多数同学不同，他没有选择考研、考公务员、进企业，而是去了一家公益组织。
如今，尚在实习期间的他每天忙得昏天黑地，但用三个字形容自己心情，是“很开心”，“我就是喜欢这份工作。”他说。
沈一伦只是上海浦东公益圈中的小字辈，他的周围有社工专业的硕士、博士和海归，还有转行的企业高管、股市高手，他们投身于这个行业，做着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工作。
袁晶是还在坚持的资深人士，他是浦东心教育青少年教育发展中心的发起人，已有8年的公益生涯，他曾任职于上海某证券公司，投身公益以来，一直在吃当年炒股获利的老本。
决定从事公益之初，袁晶和朋友组织了一个户外运动兼有公益性质的组织。第一件公益活动是向社会募捐2000本书赠送给江西某贫困县一所小学，“当时很高兴，觉得自己做了好事。”
但半年之后，当袁晶回访时，该校的老师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他，他们捐的书大部分对小学生而言都没用，他到图书室一看，发现连炒股票、计划生育这样的书都有。
袁晶开始认识到，公益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凭着热情就能做好的，它需要理性，需要有专业的组织和周密的计划。
上海乐群社工服务社主任助理吴芳在转行进入公益行业之前，头脑里对公益、社工也没有清晰的概念，“就是觉得可以帮助别人尤其是外来人群。”
正式工作后，她发现，社工是一个对专业能力要求很高的行业。这里有办公室中一切琐碎而杂乱的工作，各种各样的表格、策划书、项目方案等，还要到社区去组织具体的活动，“既要能组织协调、对外沟通，又要能下到基层，可以说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
吴芳说：“我们生存依靠的是项目、服务，必须要不断地进行创新化的服务，才能满足需求。”
在这样的压力下，很多人离开了，也有不少像袁晶、吴芳这样的人选择了坚守，并不断地改进、完善自身的工作，用袁晶的话说，“要从自娱自乐向有效服务转变。”
一批草根组织的成长
庄爱玲，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董事长，这位资深公益人说，中国已经进入了快速转型期，社会需求多元，社会问题的解决已经无法依靠单一的行政干预手段和传统的资源动员模式。这便是公益组织的存在空间。
浦东新区区委研究室副处长张斌则将民间公益组织的服务形容为山里的沙子。他说，在政府公共服务这座山中，他们“找到了缝隙和空间”，承接了一些政府服务难以覆盖或服务效果不佳的领域。
这些领域包括居家养老、残疾人、社区矫正、农民工子弟教育、少数民族和宗教人士服务等等。乐群、福苑养老事业发展中心、手牵手、屋里厢等草根公益组织应运而生，这些“沙子”弥补缝隙，黏合各方。
1996年、2005年，浦东国际机场一期、二期工程先后在施湾地区实施，因政策前后差异带来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所引发的种种矛盾和纠纷，令施湾地区上访人数逐年增多。
浦东川沙新镇政府以“维稳妈妈”(上访者中大部分为女性)作为项目命名，向专业民间公益组织——上海公益社工师事务所购买了家庭社工服务项目，将基层妇女干部和专业社工两支社会力量纳入其中。
社工通过家访等形式建立联系网络，有针对性地开展个案辅导，整合已有救济资源帮助上访者解决具体困难，提高其生活质量和满意度。同时，组织了“老年生活趣多多”、“爱心手工坊”等小组活动帮助其逐步融入搬迁后的社区。
自2009年3月该项目启动以来，在最初锁定结对的68名信访重点对象中，21人已停止上访，9人已降低了上访频次。
在提升服务质量的同时，草根公益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也在增强，浦东新区民政局社会团体管理处处长赵颖向本刊记者介绍，原来是服务购买方提要求，公益组织执行，现在是公益组织提前策划好项目自荐。
而且，这些草根组织的服务领域也在不断拓展和延伸，如“多背一公斤”最初只是倡导旅游者在出行前准备少量书籍和文具，带给沿途的贫困学校和孩子，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公益旅行、支教、募捐、网络活动等众多内容丰富的公益项目。
草根公益组织不断成长的同时，一个问题也逐渐浮现，那就是他们更多的还是单兵作战，彼此缺乏沟通与合作。
2008年汶川地震，将这些草根组织聚集到一起，他们相互合作，援助灾区，这次集体行动让他们开始了解彼此，并认识到合作的重要；也让浦东官方进一步认识到这些公益组织的力量。
如何最大限度地发挥草根组织的能量，为社会服务，成为一个现实的课题。
一个大胆的试验开始了。
一座公益园区的崛起
浦东，峨山路613号，老厂房，新园区。
这里是国内首家旨在扶持公益性社会组织的公益服务园区——浦东公益服务园。自2009年12月正式运营以来，这里集聚了一批专业化、枢纽型、示范性的社会组织，成为当地公益组织的大本营和指挥部。
二楼的浦东公益组织发展中心(NPI)，是公益园的核心机构，2006年，NPI首创“公益孵化器”概念，专门培养民间公益组织，为他们提供能力建设、场地设备、小额补贴、注册协助等多方面的帮助。
11月23日，在位于二楼的办公室，本刊记者看到在“已出壳”的标志牌下，已经有40个民间公益组织。袁晶所在的“心教育”也是去年年底在此出壳，独立运作。目前已经有26家公益组织入驻园区，他们享受政府提供的办公、运营补贴，并获得资源共享、整合服务的平台。
赵颖认为，公益园实际发挥的作用远远不限于这26家入驻的机构，公益园的作用在于政策聚焦和资源聚集，通过树立一批标杆发挥带动示范效应，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可以互通信息，分享资源，使一些公益项目不断优化。
对于这种政府培育社会组织并向他们购买服务的方式，上海市社区发展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徐中振评价其是营造“小政府、大社会”的努力，他说，公益服务园是为社会组织提供发育土壤的样本，“这里有资金，有孵化器，还有交流空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要素支持系统，‘社会’就在这里长出来了。”
如何保证“社会”健康生长，从公益园试运营期间，便摆上了议事的桌面，最终的答案是政社分开，避免草根组织被政府“收编”。
2009年5月，由最先入驻的10家公益机构发起，成立了浦东新区公益组织项目合作促进会，承担起了园区公共事务管理的职责。
促进会秘书长林怡琼向本刊记者用“伙伴”来形容他们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政府的意见只是指导性的，具体运作由秘书处来负责。”林怡琼解释，从一些案例观察，一些社会组织尤其是官方背景的社会组织往往成了安置政府退休人员的地方，缺乏活力，有的甚至就是“二政府”。
上海市社会团体管理局社会组织服务处处长何卫平也说，政府搭建平台，但不能包干，“政府拿出钱来，建公益园，让他们进来，但进来之后，要他们自己管理自己。”
赵颖介绍，浦东已出台财政政策，将在“十二五”期间继续扶持公益组织的发展。目前，浦东社会组织已超过1400家，其中有500家左右服务社区民生，并且每年以10%的速度在增长。
一条漫长的路程
浦东公益组织如火如荼生长的同时，诸多难题仍待破解。
“有句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在公益领域，是泥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袁晶如此形容公益行业的困境。
吴芳对此也深有感触。作为内地首家民间社会工作服务机构，乐群从2003年成立以来，至今流失员工超过100人，每年流失率超过20%。
低工资、高强度工作、不确定的职业前景让很多年轻人望而却步。“大学社工专业，一个40人的班，真正从事社工的不会超过4个，这就是现实”。吴芳的话语中带着一丝无奈。
在2009年加盟乐群之前，吴芳的身份是一家位列世界五百强的财产保险公司高级业务代表，年薪10万以上，而进入乐群，月工资降为两三千元。
一面是人才危机，一面是社会需求膨胀式的增长。以乐群承担的“社区共融”项目为例，2007年刚刚承接此项目时，只有5个街镇，现在已经增加到了21个街镇，仅此一项便至少需要40人的团队运作，而乐群全部的工作人员也只有60余人。因此，她不得不从实习生开始培养。
资金也是大问题，目前，公益园区内大部分草根组织的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购买服务，即使实力相对雄厚的乐群，其承接的项目中也有70%来自政府。
因此，“新途”负责人郭小牧直言，草根公益组织需要进行能力建设，否则，就只能是一个项目组，是不可持续的。“吃了上顿，下顿还没有找到地方”，她说，全部都是政府购买，那就成为政府的包袱了。
不过，这一紧迫的问题有望得到缓解，作为公益服务园的配套机构，浦东基金会服务园已经开始试运营，和公益服务园一样，它将基金会集中到一起，充分发挥其筹资的能量，为公益组织解决资金难题。目前，已有两家基金会入驻。
林怡琼认为，这是打造公益生态链的重要一环，缓解公益组织的资金困难，可以使其更多关注服务。
相比人才与资金的困境，社会对于公益认知的转变可能需要更长时间。林怡琼对本刊记者说，现在社会对于公益服务的认识还比较滞后，她常会碰到这样的反问：“社工还要钱啊？”
吴芳告诉本刊记者，很多公益人的离开，是因为不堪社会尤其是亲友的压力所致。
吴芳的准同事沈一伦就遇到了这样的烦恼，当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后，后者的反应是：“你要想清楚，最好不要去。”
明年毕业之时，这个热爱公益的青年将面临又一次抉择，他对记者说，自己想留在乐群，但是，在这条漫漫长路上能坚持多久，“我也不知道。”说到这里，这个阳光男孩的笑脸一下变得凝重。□
深圳：社工在民间
防止被“行政化”，关乎深圳社工的“品牌价值”
文/臧雷振《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汤耀国
凌怀燕说到当初上街救助乞丐被扔石头时，闻者色变。她是一个大眼睛、身材娇小的年轻女孩，在深圳市救助管理站当社工。
社工如今已是深圳一道亮丽的人文风景。但在几年前的深圳，目前全国其他许多地方，都还只是一个人们不太熟悉的名词。
2006年，部署和谐社会建设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要建设“宏大的社会工作人才队伍”。因属新要求，乏例可循，不少地方将社区干部“就地转化”，摇身成为社工。更有很多人，分不清社工与义工之别。
社工，是指在社会福利、社会慈善、社会救助、医疗卫生、青少年服务、司法矫治等社会服务领域的工作者，乃一项职业，需有专业水准。在西方发达国家有100多年的发展历史。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深圳在社工方面再次承担探路责任，2007年出台推进社会工作发展的1个主干政策和相关的7个配套政策，迄今为止乃是国内最全面的社工制度框架文件之一。是年年底，《瞭望》新闻周刊曾对深圳社工进行专门报道。
四年之后，本刊记者再访深圳时，这里已形成一支1500多人的专业人才队伍，绝大多数为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面孔。
凌怀燕即是其中之一。但她并非救助管理站的雇员，她的东家，是日月社会工作服务社，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
这正体现深圳社工模式最核心之处。借鉴毗邻的香港经验，深圳社工采取民间化专业化操作，由政府向民间组织购买社工服务。“走一条‘小政府，大社会’之路。”深圳市民间组织管理局局长马宏说，多年存在的官办主导和专业化水平偏低问题不能再有。
不过，面对专业社工和社工机构几近空白的现实，深圳在推进之初仍不得不偏重政府之手，最初的社工机构由市民政局“呵护”成立。为快速打开局面，还采用岗位购买为主的办法，即向社工机构按人头购买，安排到用人单位工作，直到后来，才逐步向发达国家和地区经验靠拢，转向项目购买，如将社区服务中心委托给社工机构运营。
“社工在国外是由下而上生长，在国内是政府强势推动。”深圳市现代公益组织研究与评估中心执行副主任赵环说。
一开始，深圳想两三年内即做到五千人的社工规模，后来发现很难，没那么多合格的人才资源，于是降速，推迟到2015年实现。深圳市民政局社工处处长骆冰说，还是稳健一点好，宁缺勿滥。
社工到来之后，本刊采访的各用人单位均表示成效明显。深圳市救助管理站站长付天跃说，以前对流浪乞讨人员，靠执法人员去拉，很容易形成对抗。去年引来几名社工，通过柔性关怀，情况起了变化。
一开始也不顺利。凌怀燕说，当初走上街头之前，担心会不会出什么危险。后来发现，尽管被抛过石头，但“只要尊重他们，他们很快就接纳了我们”。社工们与流浪乞讨人员聊天谈心、派发药品、集中过节，有受助人员泪流满面地说：“我们第一次被尊重，感受到政府的温暖。”
几个月工作下来，受助流浪乞讨者“投桃报李”，大运会期间深圳主要的闹市区、中心区看不到流浪乞讨人员的踪影。
秉持助人自助的社工理念，社工们培养起一些流浪乞讨人员中的“领袖”当义工，自我管理，有的还在社工们帮助下找到了工作。
深圳市妇联干部陈和香提起社工，也是赞不绝口。市妇联以社工为主打造的“阳光家庭服务中心”，是深圳社工一个响当当的品牌，目前服务着23万居民。
在南山区招商街道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服务中心还于去年升级为社区服务中心，从妇女、儿童服务拓展至助老、助残等，甚至还承接了街道外包的部分行政窗口服务。招商街道党委书记黄立新说，有了社区服务中心，下一步可考虑撤销作为行政机关延伸的社区工作站。
一项四年多的探索，显然不会太成熟。防止社工被“行政化”，是骆冰最警惕的问题之一。
少数被派驻到机关单位工作的社工，被用人单位当成下级使用，干着行政辅助的杂活。作为该项政府购买出资方，民政局对此不答应。骆冰说，经过评估，明年可能会有几十个被行政化的社工撤回。
当深圳还在考虑如何做大社工队伍并提高这群年轻人的实务经验时，来自珠三角其他城市的“挖角”行动就已经开始了。
据报道，今年广东全省社工专业毕业生总计才500～600人，全部消化也难解“燃眉之需”；另一方面，社工专业毕业生转业仍属普遍现象，如中山大学2011届社工专业40名毕业生无一走上社工岗位。
“冰火两重天”，关键因素之一为待遇。目前珠三角新入职正式社工月薪一般为三四千元，起点并不算太低，但很快就面临天花板，几年后若做到督导级也不过五六千元。按金钱标准，职业前景不乐观。尤其是派驻到机关单位工作的，同工不同酬，在待遇方面往往沦为“二等员工”。
“因人而异”看到有同行流失转业，仍坚守这一事业的王娟倒是抱有一颗平常心，她是深圳花果山社区阳光家庭社区服务中心的督导，“入这一行前先要想清楚会得到什么、失去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