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12月11日，在经历15年漫长谈判历程之后，我国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十年之后的今天，中国跻身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入世红利”名副其实。入世十年，中国令举世瞩目的成就惟有一词可概括之：崛起。
十年前，当中国遵从在WTO的精神和契约之下与世界联通时，一批批来自世界各地的“义乌洋商”也开始加速了他们与中国、与世界的对话。
也门商人阿罕迈德用绕口令似的话语对记者说，十年前他来义乌做生意时，是十多个商人等着一个翻译，而如今他自己的公司里“有将阿拉伯语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有将阿拉伯语翻译成英语的外国人，也有将中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韩国商会会长高熙政则自豪地告诉记者，他带领着在义乌生活和经商的6000多名韩国商人建立起了他们的第二个故乡。而自称“埃及星爷”的埃及小伙阿星，则在义乌成就了一个成熟自信的自我……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淘金客”，因为梦想而来到义乌。藉着入世，中国经济在这十年间激越上扬；而义乌，则得以成为中国商贸业发展的最精彩落点之一。于是在义乌，这些可爱的“老外”们，如鱼得水，将梦做到当初都难以想象的美好地步。以至于到如今，他们直把义乌当故乡。
义乌市工商局和市场贸易发展局提供的数据显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十年来，义乌市场经营面积从100多万平方米增加到470万平方米；经营商位从2万多个增加到7万个；常住外商人数从不到3000人，增加到现在的15000多人；外国企业常驻义乌代表机构从不到200家，增加到现在的3039家；市场年成交额从2001年的241.2亿元，上升至2010年的621.16亿元，净增380亿元。今年前三季度，义乌中国小商品城成交额比去年同期增长9.35%。
而随着今年三月义乌成为首个获国务院批准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如今在义乌的外商们，站在又一个十年的起点，更是信心十足地把梦做到更大、更远。
义乌韩国商会会长高熙政：
把“中国制造”带到韩国 把“韩国制造”带到中国
义乌韩国商会会长高熙政的办公室坐落在义乌国际小商品城的一角。并不宽敞的一个套间里挤着两位商会工作人员和这位已年过花甲的“中国通”，家具摆设简单朴素。唯独墙上的那一排历任会长的照片揭示了这间办公室主人的特殊身份。
“我们是在义乌最团结，生活得最安心的外国人。”站在这排照片墙下，高熙政自豪地介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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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熙政对义乌非常有认同感。中国日报记者 雍凯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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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义乌唯一的外国人商会
从2000年成立至今，商会在义乌已经拥有了500名登记会员，这些会员每月自愿交付100元的会费帮助商会运作。然而在成立的这十一年中，商会已经成为了在义乌所有韩国人的温暖港湾、交友俱乐部，甚至是做生意的平台。
作为唯一一个在义乌的外国人商会，韩国商会每月组织一到两次环境保护活动，“回馈这座帮助他们致富的城市”；每年举行一次运动会；同时，还帮助在义乌经商的韩国人与政府，以及中国的各个行业协会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而这些都是其他在义乌的外国人享受不到的“特权”。
“对于许多在义乌的韩国人来说，这里是他们的第二个家。不仅仅因为中国和韩国相似的文化背景和生活习俗，更是因为这里有一个他们可以尽快融入的团体。”高熙政表示。
来自商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韩国各大商场、店铺、市场，甚至是为中国观众熟悉的影视剧中出现的饰品有近80%来自义乌。在义乌经商的韩国人中几乎全部都是中间商，他们带着韩国的设计和材料来到义乌，再把经过加工和包装后的产品运往家乡甚至是世界各地。
“在韩国，做生意的人几乎没有不知道义乌的。现在我们每年还会帮助韩国的大学生来义乌学习实践，每个月就有两到三批。”高熙政说。
挑战中看到新的商机
然而，随着中国国内人力成本的上升和汇率的浮动，高会长说在义乌的韩国商人们也正经历着一个“最好”也是“最坏”的时候。一方面，由于中国市场逐渐失去了低成本的优势，在这里经商的韩国人正在逐渐减少，已经从高峰时期的15000人跌至了如今的6000人。然而，另一方面，也有一批韩国商人看到了新的商机，利用他们这些年积累的资源和优势将韩国商品运到中国来卖。
“随着中国百姓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价格高质量好的韩国商品产生了兴趣，”高熙政表示。虽然现在在义乌的贸易往来中，从义乌出口到韩国的商品依旧占据主导，占80%，但是高会长表示这个数字正在逐年下降，而随之上升的则是卖到中国市场上的“韩国制造”。 “不管怎样，韩国人和中国人友好往来，密切的合作关系是不会改变的。”
每年在义乌生活11个月
同样不会改变的还有高熙政对中国的热情。
今年已经61岁的高熙政1999年来到义乌做起了袜子生意，如今他不仅在义乌有了一个温馨的家，他的一双儿女也在中国读完了大学回到了韩国工作。
“刚开始来时，我也有过犹豫不适应的时期。但现在，我觉得回韩国反而觉得像是在做客了。”每年在义乌生活11个月的高熙政表示。
“即使5年后退休，我还是会一直留在中国，这里有大把的山川河海等着我去游览！”高熙政说。
最早来到义乌的外商阿罕迈德：
阿拉伯商人在义乌找到“金源”
阿罕迈德说起最值得骄傲的事，就是他现在公司里有各种翻译。“我有将阿拉伯翻译成中文的中国人，也有将阿拉伯翻译成英语的外国人，还有将中文翻译成阿拉伯语的阿拉伯人。”他反复和我们强调，就像反复夸耀一样很值得夸奖的东西。甚至，于他而言，这似乎比自己公司每年的盈利和他的跨国贸易公司更值得夸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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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罕迈德很有兴致地谈起他的生意经。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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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一年比一年好
于是所有的谈话也都从他的翻译开始。“我1998年来到义乌。那时候，义乌懂阿拉伯语的翻译太少了。翻译简直太抢手了”，他打了一个比方，“有一个翻译，我们十多个人要排队去找他。他没空，我们还要等。”
阿罕迈德是也门人，而且是最早一批来义乌做生意的外国人。来义乌以前，阿罕迈德的生意主要是在深圳、广州。阿罕迈德第一次来义乌的时候就被这个小城吸引了。“这个地方的市场太好了。”这是他当时最深的感受。第一次来义乌，他什么都没买，只是来看看。“半个小时，我看完了，然后回家了。但接下去，我就打算来义乌了。”
阿罕迈德一直做的也是小商品生意。他做过礼品、礼物盒以及文具，乃至眼镜的生意。他在义乌组货，同时卖到也门、沙特阿拉伯、埃及。阿罕迈德1998年来义乌的时候，只有2个义乌的工人帮他，而10年以后，他在义乌的公司员工已经有20人了。2000年，阿罕迈德在香港注册了公司。“我们的生意一年比一年好。”有些话他没办法表达，就只能说：“我们的公司原来只有一个房间，现在已经有4个房间了。”这样的规模，已经是也门在义乌排名第三第四的外贸公司了。他的公司中文名叫伟途国际有限公司，而英文名是Golden Source，中文译意为“金源”。或许对他来说，义乌就是他的金源。
只有过年才回也门
如今已40多岁的他现在也几乎把家搬到了义乌。他的3个孩子还有妻子都在这里。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阿罕迈德才回也门。“只是因为那个时候，义乌人都放假了，那么我也必须要休息了。”不过回到也门的阿罕迈德也只休息3天。3天后，他马上就开始考察也门和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市场。
这么多年，他自己感觉，随着义乌的成长，他的生意也成长起来了。“10年前的义乌和现在完全没办法比，10年前的义乌市场小，货也少。我说要一个货柜的东西，卖货的都吓了一跳，都说没有。而现在，我一开口，他们就问我要几个货柜。”
2000年的时候，阿罕迈德一年大概要发50个货柜，而现在他一年要发500个货柜的商品。
形成了自己的生意经
阿罕迈德为了更多融入中国，派公司员工在北京的大学里学中文，而自己也买了汉语书学习。他对着书，自己看着拼音一个一个发音，一个个地识字。
做生意的时候，他也会问别人这个字怎么读，怎么写。现在阿罕迈德和中国人交流可以完全不需要翻译，听说自如。
阿罕迈德好像一点都不担忧现在的经济危机。他在描述自己事业的前景的时候非常有信心。这么多年下来，他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生意经。
他说，“如果也门有问题，我就把货发到沙特。我从不在一个国家做生意，也绝对不只在一个城市做生意，也绝对不是只做一个产品。”（记者韩兢）
从“流浪者”到小业务员到经理
“埃及星爷”义乌成长记
27岁的阿星说“你好”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这是从一个棕色皮肤卷发的老外嘴里蹦出来的。阿星说的中文不仅发音准确，甚至连声调都有模有样。而他和人聊天，还会习惯地颔首，坐下时两手交叉着，这种姿态让人有很亲切的感觉。
阿星是土生土长的埃及人，原名是Ahmed Sad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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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星（右）和同事一起商量着公司业务。 本报记者 李震宇 摄 |
“流浪”到了义乌，就不想走了
我们和阿星的谈话是在义乌一个外贸单位云集的写字楼里开始的。我们聊天的这个写字楼破破旧旧的，但里面却聚集着许多义乌的贸易公司，包括东方之星控股集团。这常常让人想到，就如义乌这个地方生意最好的竟然是一家叫做“匆忙客”的中式快餐店，这些写字楼里日复一日工作生活的人们，并不需要多么豪华和休闲的空间。
“我是在2007年10月22日下午15：30分来到中国的。”阿星一开口就对我们这样说，“我到现在还保留了那张机票。”阿星笑着说：“对的，这个日子对我来说很重要，是我人生的很大转折点。”阿星自称，“我以前不喜欢读书，也不喜欢上课，但学了中文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开始很投入地学习。”在大学学中文这段时间几乎是阿星成长最快的时候。
从大学毕业后阿星和每个埃及青年一样，服了2年的特种兵兵役。2年兵役之后，阿星手里揣着一个旅游签证就和2个朋友一起来到了中国。他跟着朋友来到上海和温州。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阿星的护照丢了。他只能让朋友先回国，自己一边办理签证，一边又跟着另外一个朋友来到了义乌。“我一来到义乌就不想走了。这里，这里完全就是一个阿拉伯人的世界。义乌的外国人之间流传着个笑话，‘晚上7点以后，市场就是阿拉伯人说了算’”。
在中国公司里慢慢成长
阿星在全是中国人的公司开始工作。而那时的他是公司唯一一名外国员工。一开始，他只是个普通业务员。"虽然语言没问题，但依然感觉没有中国员工做起来那么自如。”他每天要应付许多以前从来没有遇到的东西，比如下单、收货、验货、装柜、跟单等等工作，工作又复杂又琐碎。而他的朋友圈子又很小，熟悉的只有几个公司同事。
刚来到中国的阿星住到了公司的宿舍，那在远离市区的郊区。每天晚上，劳累、孤单的双重感觉就会涌上阿星心头。“我很多次想过放弃回国。每次去找公司总经理说，他都劝我要坚持，不要这么快放弃。”阿星知道公司经理一直在支持着他，“他对我期望很高，认为我虽然年纪小，但我学得快，做事比较有责任感。”
阿星后来成了公司的客服，他必需要和多达30多个国家的客人打交道。他开玩笑地说：“我的工作真的越来越多了，后来干脆扔给我一个团队，让我做客服经理。”做了几年客服后，他向领导提出，要求做更能发挥所长的事，比如去埃及部工作。现在,他已经是埃及部业务经理了。“年底前能收多少是多少”，这已是阿星的QQ签名。
感受义乌的快速成长
工作了5年的阿星已经充分感受到了义乌的快速成长。“你看市场已经从2个区，扩到5个区了。而义乌从卖小商品，到现在几乎什么产品都卖了。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也越来越多，几乎所有国家的客人都能在义乌看到，这里真的越来越热闹了。”但他也说到，义乌还需要更像一个国际大都市那样有秩序。
由于他的业务越来越多，他每天通电话的时间也在与日俱增。有时候一通电话就要长达几个小时。“如果我当国家的总统，一定命令大家不准用手机，一天只用2-3个小时。只要你像我一样接到这么多电话，你肯定会赞同我的想法，”他开玩笑道。（记者韩兢）
土耳其餐厅老板奥兹坎夫妇在义乌开餐厅
可以遇见不同的人
在热闹的义乌稠州北路上，有许多外国人经营的餐厅，为往来的各国商人提供家乡的菜肴。其中一家名为苏坦的伊斯兰建筑风格的土耳其餐厅，尤其引人注目。
餐馆的外墙装饰得很华丽，厚厚幔子坠在窗户两侧，平添了几分中东风情。老板奥兹坎·塞泽尔是一位35岁的土耳其人，两年前带着新婚妻子来到义乌，开始经营餐馆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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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奥兹坎夫妇在他们的餐厅前。中国日报记者 雍凯 摄 |
为淘金客提供美食
“我的家族在土耳其有20多年经营餐馆的经验，”奥兹坎·塞泽尔说，“我哥哥在广州的餐馆也经营了近10年。”
奥兹坎的家族生意也开到了英国，他在曼彻斯特留学的时候，常会去帮手。“我有很多朋友在义乌做生意，他们总是跟我说这里没有特别好的土耳其餐厅，所以一直叫我们过来开一家，”奥兹坎说。
义乌作为一个贸易城市，容纳了世界各地来此淘金的商人。得益于此，这里可以搜寻到各国美食。
“我们提供传统的土耳其烧烤，还有各类甜品以及土耳其特色咖啡，”奥兹坎说，“这里的客人大多数是外国人，有中东的，伊朗的，当然，最多的还是我们土耳其人。”
而很多义乌当地人也对苏坦这家餐馆十分有兴趣。“义乌很好，很多客人都很喜欢我们的餐馆，当然是因为我们提供的食物很好。介绍土耳其风情，食物给中国人。”奥兹坎说。
可以遇见不同的人
今年的生意与去年相比有些冷清，奥兹坎说大约是因为中东有些地区战乱，来义乌的商人数量比以前减少了。
很多来此经营餐馆的外国人也同时从事些其他行业的生意，而奥兹坎并未有此打算。“我们的家族是致力于餐饮事业的，我们不懂得其他任何贸易方面的知识，”他说，“而且，我认为想要获得成功，必须专注于一件事情。
奥兹坎和妻子每天在餐馆里的工作时间要超过12小时，“我们总是试图想再发现一些不足之处，并加以改良，”他说，“餐馆是个温暖的行业，我们可以遇到很多不同的人，为他们提供食物，是一件让我觉得很幸福的事情。”
妻子偶尔会抱怨说在餐馆的时间太多，太忙，来中国两年了都没有什么机会出去旅行。
“我跟她说，这就像有客人来家里一样，我们必须准备好美味的食物，款待他们。”奥兹坎说，“让他们愉快地享用美食，是我的责任。”
敬佩中国人的努力
奥兹坎说在来中国以前，很多人都在谈论中国如何高速发展。他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都归结于中国人的努力工作。
“我对此很敬佩，”奥兹坎说。
来义乌两年，奥兹坎说他最大的收获是培养了耐性。“我以前很容易动怒，一旦有什么事情不按计划来，我就会很生气。”“现在我学会了做一件事情之前要深思熟虑，不要太快下定论，”他说。
在义乌居住的两年里，奥兹坎夫妇对这个城市的感情越来越深厚。我现在偶尔回到土耳其看望家人，住个几天之后，就会很想回来，”奥兹坎妻子说，“义乌更像是我的家。”
奥兹坎的妻子很喜欢上海，言语之间透出无法遮掩的向往。奥兹坎说他和妻子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上海开一家同样规模的土耳其餐馆，“我们希望这一天尽快到来。”（中国日报记者李新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