厉以宁，著名经济学家，多年致力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与制定，被誉为“高层智囊”。几年前，他又成为“扶贫智囊”——毕节试验区专家顾问组组长。

　　从北京到毕节，不仅是地理的跨越。几年来，这种从我国政治文化中心到极贫地区的旅程，让厉以宁感慨良多，更让他对下一个30年的改革发展的重点，有了更加细致深入的思考。

　　这种思考，体现在今年问世的《中国城乡统筹发展报告(2011)》一书中。这也是我国首部城乡统筹发展的年度性报告。在报告中，厉以宁提出“从2009年算起，到2039年为止，改革的重点将是城乡二元体制，以及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而实现城乡一体化。”这位心忧家国的老人语重心长地说：关键是要让农民和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权利、拥有同等的机会。

　　中国农民那么多，全涌进城还得了？这会加重城市的负担吗？对于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这样的疑惑从来不缺。为此，厉以宁直抒胸臆：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要树立三大意识，破除三大误解：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将大大促进社会稳定

　　误解一：农民已经习惯于一家一户的承包经营，生活方式一旦变更，城市生活设施建设又跟不上，社会不就不稳定了吗？

　　厉以宁：有这种看法，多半是不了解实际情况。要知道，在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民是不是迁进城市，要根据本人意愿而定；外出打工的农民是不是愿意回乡，也由本人决定。体制的改革只是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供农民选择，而不是排除农民的选择。从社会稳定还是不稳定的角度来看，关键在于农民的利益是不是增加了。如果农民的近期利益和长期利益都能通过城乡二元体制改革而增加，那么社会将迈向稳定而不会导致动荡。我的看法是，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将大大促进社会的稳定，而不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将推动城市经济发展

　　误解二：城市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毕竟是最重要的，而在现阶段着力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很可能会加重城市的负担。西方发达国家一般是在工业化后期政府才把农村发展放在重要位置上，中国何必这样急于去做呢？

　　厉以宁：这种看法并不正确。问题在于：在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初期，城乡二元结构是存在的，但在那里并没有形成城乡二元体制，因此也就不需要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它们之所以在工业化后期着力于发展农村经济，是适应稳定社会的需要。中国的情况与它们不同。在城乡二元体制下，中国的工业化在长时期内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如今已到了城市回馈农村的时候了。提高农民收入，让农民充分享受改革发展的成果将大大促进内需的增长，这对于城市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是绝对有利的。因此，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只会推动城市经济的改革与发展，而不会变成城市经济改革与发展的阻力。

　　城乡二元体制改革

　　让农民享受更多改革开放成果

　　误解三：进行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以后，农村就会逐渐不存在了，农民也就逐渐消失了，这样，岂不是用消灭农村和农民的方法来强制性缩小城乡差别吗？这对中国经济是祸还是福，不得而知。

　　厉以宁：需要指出的是：城市和农村的差别不会因城乡二元体制的破除而消失，工人与农民在职业或社会劳动分工方面的区别也不会因城乡二元体制的改革而消失，这些差别的消失也许要经过许多年的生产力发展才会出现。改革城乡二元体制所需要消除的，是对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的人为障碍，以及两种户籍之下工人和农民的不平等待遇，从而就能导致城乡之间的差距缩小。这一切是可以做到的，而且对国民经济发展只会产生积极的结果。因此，城乡二元体制改革不是要消灭农村和农民，也不是要把农村变成城镇，把农民改变为职工，而主要是使农村和城市的差别大大缩小，使农民充分享有改革开放的成果，在社会方面享受同样的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