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40年间，资源环境承压几多经验教训

　　40年间，在国土经济密度提升、GDP连年晋级的同时，资源环境严重承压，带给我们很多经验与教训。

　　经济起飞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超强度开发弱化资源承载力

　　1985年生态现代化即“经济与生态双赢”准则在欧洲创立，获世界认可。而我国同期经济发展方式与之背道而驰，在环境污染严重地区甚至影响了人们的健康。本世纪我国生态恢复工作起步。2012年，绿色发展成为五大发展理念之一，今年扩大到城市“工业还林还草”，生态优先渐成共识。尽管资源环境代价抵消经济成果比重尚待估量，“大生态”理念和方向不可动摇。

　　“大国土”统筹国土空间与国土资源

　　2016年我们提出“向地球深部进军”，就是要兼顾“面型国土”与“体型国土”。仅就“面型国土”而言，由于点轴系统内部强弱不均，难免出现结构性失衡。区域经济的空间结构模式正在由点轴系统向网络系统，即多核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过渡，从而走向结构内部的相对均衡。例如：以“长三角整体论”替代“上海中心论”;又如：有望成为世界第四大湾区的粤港澳大湾区正在推进珠三角“9+2”一体化。

　　而就“体型国土”而言，无论东、西部国土横向二元结构，还是西北、西南部国土纵向二元结构，都有明显立体差异，并保持相对稳定性。国土立体化多维治理，土地、海洋、生态环境等空间资源都要实施空间用途管制。

　　“大资源”整合包括非常规资源和新资源在内的多样性资源并实行多功能节约集约利用

　　全国现有草地面积60亿亩、森林40亿亩、耕地20亿亩，面积比例为3∶2∶1。耕地承担粮食安全、森林承载陆基生态安全，区位优势明显。草地是我国陆域面积最大的生态系统，本应承载生态安全的重任，因长期粗放利用，加上自然区位差、畜牧业商品率低而成为短板;其综合效益与其面积占比是不匹配的，不仅未形成“大资源”体系，反而成为荒漠化之源。与天然林优于人工林相反，人工草地优于天然草地，在草地“三化”严重的我国尤甚。为此，我国在内蒙古东、西两头正进行新的探索：东头呼伦贝尔盟走过草原沙化、退耕还草的弯路，2016年开始，中国科学院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合作建设呼伦贝尔生态草牧业试验区，在谢尔塔拉农牧场以10%的人工草地种出了15倍于天然草地产量的饲草，让90%的天然草场休养生息，以小养大;西头阿拉善盟是沙漠广布的全干旱区，从2014年开始以社区为基础计划“十年种植1亿颗梭梭”(固沙灌木)，恢复200万亩以梭梭为主的荒漠植被带，阻断腾格里、乌兰布和、巴丹吉林三大沙漠“握手”。

　　此外，重庆交通大学力学教授、副校长易志坚团队，得到科技企业资助，在乌兰布和沙产业示范区利用植物粘合剂进行“沙漠土壤化”试验，2017年3000亩试验田初获成功，为科学治沙开创了新思路。

　　目前，应稳住草原不再退化的底线，以水土协调、粮草兼顾、草畜平衡、粮猪匹配、能矿组合的大农业、大矿业、大生态思想为主导整合资源，发挥“1+1>2”的潜能，促进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全面复兴。

　　确保国土资源战略安全，真正把节流放在首位

　　2008年，我国农业用水量零增长，比1997年工业用水量零增长晚了10年。到2008年末，我国农田有效灌溉面积达8.77亿亩，其中节水灌溉工程面积3.67亿亩，在占耕地面积48%的灌溉面积上生产了75%的粮食和90%的经济作物。改革开放以来，农田灌溉面积增加了1.2亿亩，粮食产量增加了50%，灌溉水利用系数从0.35提高到0.48。以此为借鉴，今后节能、节地、“节材”“节海”都不能放松。

　　国土“最大值”最大化、“最小值”最大化、“极端值”特色化

　　这是非均衡国土引出的必然命题。东部沿海地区宜农、宜业、宜居、宜憩，40年间率先发展。泛东中部一体化形成国土“最大值”，创造占全国80%以上的GDP，宜长期保持稳定，“最大值”继续最大化。西部大高原以占国土71%的面积，在2010年创造了占全国17.2%的GDP，一路追赶，将“最小值”最大化：2016年，西部地区GDP 总量占全国比例上升至21.1%，增速持续高于全国GDP 增速。在这一过程中，大江河源可以说创造了亚洲的生态最大值，应逐一建立水源暨林、草保护区，以保证其发挥长久的生态作用。

　　此外，青藏高原作为“高亚洲地区”和“世界第三极”属于“极端值”国土，其开发利用和保护都要“特色化”，即保护优先，点、线开发，面、体保护，尽量多保留原生态高海拔的“第一自然”。

　　推行河长制、湖长制、湾长制

　　2016年我国全面推行“河长制”，包括建立省、市、县、镇、村五级河长体系;2017年开始进一步探索“湾长制”“滩长制”;2018年底前全面建成“湖长制”。江河湖海都属于水圈，水资源环境治理的组织管理体制正在全面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