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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个孩子的生命链 哪一环失守
2018年10月24日 09:39:02 来源:中国青年报 记者 程盟超

刘家的六个孩子 爱心人士供图

刘明举和他家中的陈设 程盟超/摄

刘家的孩子

  两个多月来,河南省商城县的小山村赵畈涌进了格外多的人。

  这一切都是因为8月2日的视频。画面里,赵畈村民刘明举出门前把自家的孩子衣服扒光,再用粗粝的麻绳将孩子的四肢捆牢在毛糙木架上。面对解救的民警,几个一丝不挂的孩子眼神木然,孩子身上被勒出血痕和瘀伤。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刘明举和他智力低下的妻子李少菊一共生过8个孩子,老大已经15岁了。老大不太清楚,为什么老六被捆绑的视频能吸引到好心的叔叔阿姨们来帮忙。他说自己从小就被捆着长大,有两年像狗一样,“拴着脖子在铁杆上”。刘明举经常用木棍、铁锨揍他们,甚至把针穿上线,从耳朵缝过去。这个“家”里有一个孩子被烫死,剩下的孩子,比如他,会在刘明举心情不好时被逼着吃屎——有羊的,也有人的。

  事件发生后,一位介入了两个多月的爱心人士说,刘明举“是狗屎,踩到黏上就恶心、倒霉”。他在村里差不多就是这种名声——无赖、好逸恶劳的懒汉;干一次活儿会反复讨三次工钱,带走别家的东西要给钱才还。村里人厌烦他,不想和他家的任何事扯上关系。

  今年9月,赵畈村委会根据镇里决策,向法院提起诉讼,剥夺了刘明举夫妇对6个仍在家孩子的监护资格,改由县民政局抚养。

  刘明举坐在他墙根发黄、遍布污渍、气味难闻的屋子里,微笑着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我很爱护家庭,是个善良的人。”

  一言难尽的童年

  刘明举说,自己不怎么打家人,孩子最多揍几下,精神不正常的老婆惹急了他,无非命令她跪着。

  在他的话术里,自己“偶尔”体罚有道理,孩子太调皮,把沙子和大米混在一起,把酒倒进水沟,或者在床铺和饭碗上戳出洞,把各种工具藏起来。捆绑孩子“出于爱护”,是怕孩子乱跑,掉进井里摔死。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强调,如果把民政局福利院照看孩子的经费给他,他可以照顾得更好。

  当然,这些话在他家孩子看来,几乎没一句是真的。

  刘家大儿子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对这个家最初的记忆就是挨揍。父亲会用绳子捆住他的双手,把他拖在地上滚。找不到东西时,就用烟头或者开水烫他。弟弟妹妹惹了祸,或者刘明举心情不好,自己也是出气筒——比如被刘明举往身上撒尿。精神不算正常的母亲虽然也挨揍,被打得鼻青脸肿,但同时也是帮凶。很多东西是她藏的,钱是她偷掉花的,但会全赖在孩子们头上。有时,她还和刘明举一起拿针扎他们。

  9岁以前,他掌控不了自己的命运,挨揍几乎以隔天的频率发生。被打的很多个晚上,他想逃跑,但门被反锁,父亲在外面的屋子打呼噜。与恐惧相比,没饭吃、没衣服穿倒是其次。用刘明举的话说,“孩子饿不死。”他声称孩子就喜欢吃方便面。但老大说,自己常年吃不饱,除了刘明举的剩菜,方便面和锅巴往往是仅有的食物。

  刘明举努力向来访者证明他在乎孩子,总被提起的桥段是,自己的老二——一个女孩被拐走后,他深受刺激,因而一口气又生了6个孩子。这是一种被他称为“争口气”的举动,“你偷我一个,还能偷我第二个?”

  但根据亲人们的描述,这个父亲并没展现出对孩子的关爱。孩子的外婆对中国青年报记者声称,老大在自己家过完暑假,宁可跑到山沟里躲着也不愿回家。孩子们有学可上,但总是旷课,老师找他们都难,10多岁时还不怎么识字。平时去学校,早已听不懂课的他们也是为了免费午餐,那往往是一天中唯一的饱饭。

  “其实都不算调皮。”孩子的外婆感叹。在学校,同学嫌他们脏臭,离他们很远。几个孩子都内向,面对外人不怎么说话。老大和老三会互殴,才3岁的小老七不爱抬头,一度喜欢从下往上斜眼看人,有一种说不出的阴郁。

  这些年,镇上的居民经常看到刘家的大孩子们在街上流浪。夏天,他们会睡在一盏明亮的路灯下,身下垫着几张硬纸板。好心的村民会给一些吃的,偶尔还会给钱。但运气不那么好的日子里,他们只能从垃圾堆里翻找食物。一位女村民声称,黑夜里,家门前会响起窸窸窣窣的响声——那是孩子在翻门外的东西,看看有没有充饥的食物。

  老大10岁后,时不时带着老三老四一起逃跑。刘明举有时会抓住他们,一顿毒打,过去的5年,他们大多在街上漂着,刘明举有时看见也不理会。对孩子而言,要饭也比家里吃得饱。除了偶尔被镇里的大孩子丢石头砸,没什么值得怨恨。

  寒冷的冬夜里,孩子们会爬到超市的二楼,或者在一栋没建完的楼盘里避寒。白天,孩子们会趴在别人家门前看电视,偶尔也聊天,但没太多话好说——对于这家兄妹,交流感情的主要方式是打架。

  镇里的居民有时会发现这些孩子睡在自己屋檐下,担忧的他们会报警。赵畈的村支书陈士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时不时收到警告:几个孩子又睡在露天,冬天了,小心冻死。但报警的结果只有一个:把几个孩子送回刘明举手里。

  爱心人士王欢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8月第一次去刘明举家,家里死鱼腐烂的味道让同行的志愿者吐了3次。到了医院,王欢给刘明举买了炒面,给老七买了馄饨。可那位父亲自己狼吞虎咽,却不想给孩子吃。后来在王欢的催促下,刘明举去喂3岁的孩子,端起滚烫的馄饨就往孩子嘴里塞。

  有些事情在刘明举看来不算错,比如把较大的五个孩子全部从小“租”给家乡的扒手,带去南方,每个都租出去五六年,直到学龄前送回。孩子们在大城市,是“叔叔阿姨”行窃时用作掩护的“道具”。

  刘明举声称这是保护孩子,交到“黑社会”手里,反而不担心被拐卖。但他也承认,“别人给养大”是件挺美的事,租孩子的回报也从每年几百元涨到4000元。

  老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自己直到6岁被送回家,在陌生的面孔和城市间流转,根本意识不到谁是自己的亲爹,被送回时都哭得撕心裂肺。

  刘明举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坚称,自己是个在乎孩子的父亲。他说孩子出生时自己最开心,走路都蹦起来,“蹦到天上去”。

  扶不起也管不住的人

  刘明举的这套说辞令村支书陈士强哭笑不得,“他就没一句实话。” 陈士强对中国青年报记者称,刘明举乐于生孩子,一是为了更多地攫取各项补贴,再就是出事时能拿老婆孩子作挡箭牌。

  驻村的扶贫干部王组长苦笑着说,村里贫困率仅是个位数,这两年争取把大部分贫困户脱贫。只有一个刘明举,脱贫可能难指望了。

  刘明举的家独自坐落在远离村子的土坡上,屋前遍布动物的粪便。他的家里没有家具,落满灰的电视架在两只破木凳子上;仅有的两只电饭锅里一只粘满了剩米饭粒,另一只里有些腐烂的炖菜,揭开后是扑鼻的恶臭。

  脏到几乎发黏的衣服和被子散在床上,唯一体面的是墙角堆的一大堆零食——除了锅巴,其他都是爱心人士留下的。中午,他会随便撕一袋喂狗。不然,龇牙咧嘴的狗可能会咬死别人家的鸡。

  赵畈村委会里,“贫困户刘明举”的2018年帮扶计划被仔细地收在黄色档案夹里,详细内容有16项:包括给家里7人安排“兜底救助”,低保每人每月200多元;代缴新农合、新农保;用金融扶贫、产业脱贫等资金为其分红;给超生孩子落实户口,为全家提供医疗服务等。

  村委会办公室墙上贴着的统计表显示,刘明举是赵畈全村保障程度最高、拿补助最多的家庭,用村干部的话说,一年躺在家里也有将近3万元入账。村干部们说,他们每个月至少去他家三四次,给他盖了新房,倒贴钱让孩子上学,和他谈心,甚至雇人给他家打扫卫生,“然而什么起色都没有”。

  刘明举对村里流传的他“懒”的名声并不认同,他说自己不是懒,是用钱地方太多——几万元补助如果只是自己一个人花,那就够用。他说自己不擅长种地,技术不行,别人种的稻子有拳头粗,自己只有指头宽,于是就不种了。娶了妻子后,扛苞谷之类的重活也不想干,想找些轻松的营生。

  这类营生或许包括给乡邻干建筑,领走一天的工钱后,次日再找回来,声称是假币;或者说好2000元为村民打井,每打一天就以“没钱吃饭”为由要钱,结果井打了一半,钱就要完了,工也不继续做了。刘明举的亲哥是村里的包工头,曾想带着弟弟谋生,结果刘明举今天和队里的人打,明天又和人吵,差点把包工队整垮了。类似事多了,亲哥都不愿和他来往,村里更没人愿和他做生意。

  最后给他营生的只有村委会。最近,村委会又给他谋了3000元专项资金,为他家打井,结果刘明举自己揽了这活儿。当然,他没能完成——井打了几天,冒出点浑水,他就开始要钱。陈士强对这类事已经见怪不怪,前段时间,刘明举的鱼塘收获了鱼,但没村民敢买。最后还是村干部自掏腰包,一人一麻袋,50多斤。

  刘明举总说“我是党的人,我的一切都是党的”。他和记者炫耀,说自己把身份证或者银行卡一直压在医院就能随便看病。他的牛在村里走失了,村干部带着六七个村民给他抓,满头大汗,他自己从旁边坐着车路过,用陈士强的话说,“看都不看一眼”。

  在领到补助的日子里,刘明举会独自去镇上下馆子,吃炒菜和饺子,剩菜带回家,有时还和人打牌。村镇里流传着很多故事:比如牛走进他家的地,必须花钱才能赎出来;谁和他家女人起了纠纷,也会被他说成欺负人,必须赔钱。大部分人怕他黏着,经不起烦。

  陈士强证实,从小纠纷到孩子流浪,派出所一年要为刘明举家出警三四十次,可这些事基本只是训诫的程度。

  众多规则在他这里失效了。村里给他妻子上了节育环,刘明举跑到村妇联主任家赖着不走,妇联主任被逼得没办法,自己掏钱带李少菊去医院把环摘了;实在看不下去的丈母娘又带女儿去上了次环,结果刘明举当着老人面打李少菊,用铁锹戳她女儿的大腿,结果女人不得不又取出环。

  无论对孩子还是别人,他还是喜欢“制服”他们。比如前段时间爱心人士涌来,很多人要打他,有关部门为了“保护”他,把他送进了精神病院。他说精神病院里还算舒适,就是有病人总敲他头。

  “害怕会死掉”

  村里的干部说,精神病院鉴定刘明举精神没问题,但有人格障碍、暴力倾向。

  刘家老大向记者回忆,父亲发怒时,有时会挥起刀,似乎真要砍死他。他也相信老四就是这么死的——当时他在外面流浪了几天,回到家时,发现老四已经血肉模糊。

  当时在家的老三偷偷告诉他,刘明举把老四捆了起来,又喝令李少菊烧了开水,直勾勾倒下去,皮肉一下就没了。中国青年报记者向李少菊核实,得到了答复,“我不烫孩子,他就要烫我”。

  警察当时也调查了此事。但刘明举一口咬定对此事不知情。最终,没有人因此事被追究责任。

  刘明举说,死掉的老四是他“最疼爱的孩子”,因为老四聪明,喊自己“爹”,会帮他出主意致富,还让他养羊。

  但在陈士强的记忆里,即使对“最爱的孩子”,刘明举也近乎冷漠。孩子严重烫伤,村和镇一共给了7000元治疗费。在医院治了一天,花了不到300元,刘明举就嫌花销太多,把孩子接回了家。陈士强说,办出院时,刘明举把2000元的押金迅速揣进口袋。

  在刘明举自己叙述的版本里,他把老四带回家后,买了两瓶白酒往身上涂,倒也渐渐长出了一层皮。但后来刘明举不在家,光着身子的老四没人照看,自己跑了出来,逃出了家,死在外面的土坡上。

  警方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2016年9月,刘明举有严重智力障碍的妻子在倒开水时,将第四个孩子后背烫伤。双椿铺派出所民警接到报警求助后,立即将孩子送往医院救治,双椿铺镇政府同时救助孩子5000元用于治疗,但刘拿到钱后,没有继续救治孩子,导致孩子伤情加剧死亡。

  秦良君和爱人曾“租下”刘家的老五——一个女孩,带到昆山一年多。直到老婆带着老五在超市被抓,被送进警局,孩子才回到刘明举手里。秦良君向中国青年报记者回忆,自己刚领到老五时,差不多3岁孩子的模样,什么都不懂,随地拉尿, “一塌糊涂,像个痴呆”。

  但他渐渐发现孩子本身没啥问题。稍微照顾下,孩子就变得开朗,有说有笑,有时还要抱,显得可爱,就是格外能吃,哪怕是大人吃的糙饭,也要狼吞虎咽地抢。

  “后来听说(刘明举)弄死了孩子。”秦良君回忆,“真的担心,毕竟有感情了,觉得这孩子回去,肯定也在遭罪。”他还记得刘明举来领孩子时,老五哭得伤心,拽着他不肯走。

  老大能回忆起童年的“好日子”,也几乎都是被“租”到外地的日子。他说叔叔阿姨不打他,还给买面包、香肠和烤玉米吃。6岁时被送回家,只过了3个月就开始挨揍。第一次是刘明举找不到东西,于是怀疑他,把他丢进水沟里——爬上来,再踹进去。直到外婆出现救了自己。

  老四死之后,他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害怕会死掉”。

  他找不到力量能走出这绝境。在街上被警察找到要送回家,他会在车上和警察拼命解释,说自己不想回去,会挨揍,至少说了3次。可警察总觉得他是孩子,不懂事。只有一次,他在派出所过了夜。他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说,那天晚上他睡得很香,记得派出所的院子很大,有修剪整齐的树,还有铁栅栏,“感觉很安全”。

  旷课的日子里,他也不希望老师出来找他。学校里有午饭,老师会给他带面包和牛奶。老大曾就读小学的校长在电话里,有些激动地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事“跟我们没有关系”,孩子因为生活所迫旷课,在外漂泊,老师们也会去寻找,但总是如此,他们也没办法。

  来自村民的帮助也在减少,这大部分是刘明举的“功劳”。他有时会抓着孩子,拖到施舍饭菜的好心人门前,说孩子吃了饭拉肚子,要赔钱;或者直接在街上放话,说谁再给孩子饭吃,就把谁家锅砸了。

  孩子的叔伯已经和刘明举断亲,但依然心疼孩子,会喊他们去吃饭,也会给孩子塞钱——但即使是他们,也会遭到刘明举的骚扰,“给钱不给我,什么意思?”

  孩子的外婆外公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表示,孩子们暑假结束不想离开,他们会催孩子们回去上学。老人叹气说,自己收入不多,老伴还病重,实在折腾不起。只有派出所把满身是伤的孩子送来,说“救救他们”时她才会心软。结果刘明举闻讯后又赶来,说她“拐卖孩子”,扬言要在她家埋雷管,炸死她。她已经不太想掺和这家人的事。

  在断裂的链条上,刘家的孩子成了孤独的存在。老大承认,自己和警察、老师、村里人都哭诉过。但没用,什么改变都没有。

  做了、没做和做不了的事

  爱心人士王欢第一次带孩子出去吃饭,刘明举夫妇在时,他们不敢下筷;得到“尽管吃”的保证后,狼吞虎咽,几个孩子挥舞着筷子在盘子里打架,上桌的菜席卷一空。

  从南方驱车赶来的一位爱心妈妈给老五洗澡,边洗边哭,说“你看,身上那么多伤,脚趾甲里的黑灰都洗不出来了”。

  飞速传播的视频吸引了越来越多人涌进赵畈。有一天,村委会里围了大概50个人,刘明举身在其间,一位爱心人士冲上去就开始揍他。陈士强承认,那一瞬间有点解气,觉得可算有人治他。

  但很快,网络上的矛头也指向了他们,质疑有关部门不作为。网友发问:如果烫死孩子的事情是真的,杀人犯为什么没得到惩治?明知送回就是被家暴,警方对这些流浪儿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这家人是否构成虐待罪?还有村委会,刘家多年来的虐待、出租儿童,他们真的不知情?为什么没有更早地采取手段,非等舆论发酵后才行动。

  陈士强觉得委屈,因为已经“一年到头都在为这一家工作”。他解释称,村委会不了解“出租”孩子的事。尽管知道孩子不在家,但每次询问刘明举,他都信口雌黄,问不出个所以。商城县公安局宣传股股长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之前县局没有收到过“出租孩子”类的报警。这次媒体采访刘明举后曝出这一线索,已责成辖区派出所调查,目前还在侦办阶段。

  县公安局的这位工作人员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民警发现刘明举捆绑孩子后,立即出警解救,并协助镇党委政府将刘明举送至县精神病院做精神检查,同时协助民政部门和爱心人士对孩子们开展救助。鉴于刘明举妻子存在严重智力障碍,不仅没有监护能力,还需要人照顾,公安机关对刘明举予以训诫,未对其行政拘留,目前刘明举的行为尚未构成犯罪。

  “很纠结,两难的选择。”这位工作人员称,民警执法时遇到刘明举家孩子的这类情况,依照目前规定,只能将其送回家,然后对刘明举进行训诫。虽然训诫后打骂孩子照旧,可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他说,目前虐待属于自诉类案件,“告诉才处理”。一线民警在刘明举家的事上很痛苦,也为这个家庭向镇政府和民政局提请过更多救济。

  大家似乎都做了已然该做的:学校强调,孩子们的所有旷课“都有备案记录”;县福利院的陶院长则表示,县民政系统是在视频曝出后才得知情况,立即开展了救助。

  2014年年底,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联合下发意见,规定“监护侵害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的,未成年人及其近亲属没有告诉的,由人民检察院起诉”。2015年8月29日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则将刑法第二百六十条进行了修改和增加:“告诉才处理,但被虐待人没有能力告诉,或者因受到强制、威吓无法告诉的除外。”

  但这些努力也一度被媒体称为“厘米进步”。具体执行时,怎样的行为可能构成虐待罪,如何判断被虐待人有无能力告诉——巨大的弹性空间影响着法制部门工作的准确性,增加了新法落实的难度。

  这位县公安人员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刘明举家的这起事件因过于惨烈,网民强烈要求,才由村委会向法院起诉,剥夺了其抚养权。这类判例他此前从未听说过。村干部也表示,这个主意是镇里开了会,领导们坐在一起才讨论出来的。

  “我字都不识全,能干什么呢”

  无论如何,商城县人民法院9月的最终判决显示,刘明举暴力伤害被监护人,李少菊有智障型精神病,不具备监护能力。鉴于6位被监护人近亲属的现状,依法指定商城县民政局为监护人。

  如今,刘家老大在学校寄宿,1周5天,周末回外婆家;相对较小的5个孩子则住在县民政局的福利院,还配有心理治疗师。

  县政府为这几个孩子拨了1年10万元的专项经费。福利院有老人们吃的集体食堂,可为了营养,还是给孩子开小灶。最小的老八才1岁多,刚被送来时不愿被陌生人触碰,被抱起时会用两只小手紧紧抓住大人的衣领,生怕被甩出去。如今他能平静地被人抱起了,有时还会笑。

  除了老八,其他孩子平时上学,只有老三在福利院里。他自己在空荡荡的走廊里踢球,在人们送的一堆玩具里玩,或者盯着电视看动画片。他10岁了,可几乎不认字,学校实在没法收。福利院院长最近奔波,想把他先送去特殊学校补一年功课,看能不能追上。

  老六最近又尿床了。福利院的阿姨觉得,一定是被刘明举吓的。刘明举又开始带李少菊来闹,有时说要把最小的孩子带回去抚养,有时来蹭顿饭,还有一次嘀咕,说孩子既然给福利院养了,福利院就应该给他钱。当然了,没有孩子愿意回那个“家”。忧心的王欢打电话询问民政局的领导,希望对方保证:绝不再把抚养权给刘明举。

  刘明举被关进精神病院十几天后,独自一人在家的李少菊狂饮人们送来慰问的牛奶,导致急性肠炎住院,村里不得不把刘明举放出来照顾她。出来后的他摸着后脑勺子说,精神病院还没看守所舒服,太窄;但陈士强说,分明看着他比进去前胖了得有10斤。

  他在记者面前有时会哀叹现在是孤家寡人,老了也没人烧纸;有时又笑眯眯地说,孩子在城里乡下都是国家养活,一样。还有一次,他猜如果孩子将来出息,赚了大钱,大概还会认养自己这个父亲。总之很难从他脸上看出长时段的忧愁,沾沾自喜反倒更明显些。如今,孩子们的监护权被收走,低保还挂在他名下,等于多了收入,还有爱心捐赠。一度躲回娘家的李少菊又跟着他生活。

  王欢和群里的千百个志愿者仍旧焦虑地关注着这座县城:老大和老三文化课差太多,难言出路;老七内向、自闭,总是怯生生的,喜欢盯着看大人的表情。

  变化最大的是老五。王欢感觉,得到关注后,她走向了另一极:觉得人们都欠她,应该呵护她。她开始抢其他孩子们的玩具,问大人讨要手机;让同学帮她做功课,不然就撕他们的作业。她还总看班里其他孩子的画册,于是去偷,搞得很多同学不喜欢她。学生家长也总去学校反映,气得老师把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叫去谈话。

  根据王欢的经验,这些孩子被领养到正常家庭才可能有好的归宿;在福利院,心态或许仍会失衡。可民政局先前接受采访时说,由于孩子的父母都在,领养要根据法律规定,并征得被监护人及其父母同意。来自全国的希望领养的电话不停地打到福利院,可孩子们外婆已然说了,“我养不起,但不希望(孩子)被领养,成了人家的看不到,现在就挺好。”

  老大现在见不到兄弟姐妹,周末在外婆家的堂屋里孤零零地坐着。外面响起鞭炮声,他会猛地躬起身子,作出防御的姿态。平时在学校,他听不懂课,老师给补习也不懂。问起未来,这个15岁的孩子说:“我字都不识全,能干什么呢?”但片刻之后他又开心,说有生以来最愉快的事,就是最近在学校打手机游戏。班里的同学愿意把手机借给他,他很感激。

  他声称在学校交到了朋友。那些打乒乓球的同学们愿意甩给他一个球,让他朝墙上弹着玩。一下、两下、三下,乒乒乓乓的声音显得单调,但比过去15年的日子好多了。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王欢及秦良君为化名)

标签:爱心人士;福利院;孩子 责任编辑:金英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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