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丕显同志长期在地方工作，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创造了突出业绩。他在受党委派统揽一方事业的过程中，总是刻苦学习和提高执掌政权的本领，每到一处总是很快就开创出新的局面。在苏南，他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积极推进土地改革，有效医治战争创伤，努力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使当地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他感慨地回忆说：“这三年，在我的革命生涯中，是坚持南方三年游击战争后又一个难忘的三年。前一个难忘集中在一个‘苦’字上，后一个难忘集中在一个‘新’字上，就是在新的任务面前去学会新的本领，为巩固和建设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而努力奋斗。”

　　①1952年之后，丕显同志受党的委派，在上海这个我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工作和生活了23年。他协助陈毅同志，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以有效的措施，荡涤了旧上海的污泥浊水，稳定了上海的经济社会，推动实现了上海的社会主义改造。他为全面恢复和发展上海的工业生产，支援全国重点建设和边疆建设，做了大量工作。他还按照党中央批准的方针，与市委其他同志一道，调动广大工人、知识分子和工商业者的积极性，充分利用沿海老工业基地的优势，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建设取得了较快发展。无论是闵行工业区的众多现代企业，还是上海地区尖端的航天和军工基地，都凝结着他的汗水和心血。上海能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成为全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基地，丕显同志功不可没。

　　进入新时期，丕显同志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作出了新的贡献。他在云南和湖北工作期间，正是拨乱反正和全面改革初期。他坚决拥护和坚定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正确路线，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采取有力措施，消除“左”的错误影响。湖北人民至今还记得，丕显同志一到湖北，就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干部政策，使全省20多万人的历史遗留问题很快得到正确解决。他按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坚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并要求湖北转得快一些、好一些。他在领导湖北的经济建设中，十分重视农业、林业、水利基础设施建设，重视发挥国有大中型企业的主导作用，重视经济建设与社会事业的协调发展。到中央工作后，他为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加快发展、保持稳定，提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做了许多组织和协调工作，在我们党逐步形成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退居二线后，他还始终关心上海和各地的发展情况，并积极建议开发开放上海浦东新区。

　　丕显同志还为党的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以及其他方面的建设作出了多方面贡献。他坚决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以敏锐的眼光发现人才，以果敢的魄力选拔人才，推动实现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在离开湖北调往中央时，作为临别赠言，他希望领导干部一定要在思想上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在分管全国政法工作期间，他协助彭真同志，为维护社会稳定，保障国家安全，组建国家安全部，创建武装警察部队，加强政法干警队伍建设，做了大量开拓性的工作。他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建设的进程。1978年7月，他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领导干部要让群众讲话》的文章，主张发扬民主、坚决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在主持全国人大常委会常务工作期间，努力加强立法和监督等工作，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尊重知识，爱惜人才，对知识分子热情关怀，要求尊重他们、信任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他在晚年还一直思考如何总结历史经验，保证党的事业健康发展，对党史工作提出了许多重要意见，并收集整理了大量资料，发表了不少纪念文章，撰写了多本回忆录，为以史鉴今、咨政育人留下了宝贵财富。

　　丕显同志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保持和发展先进性的杰出代表。我们纪念他，就要以他为榜样，学习他的高尚品格，弘扬他的革命精神，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使党始终走在时代潮流的前头。

　　我们要学习陈丕显同志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一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革命情操。丕显同志是在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毅同志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亲切关怀和培养下成长起来的。他对党和人民忠贞不渝，对党的未来充满信心和希望。在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期间，在与党中央失去联系、又要与数十倍敌人周旋斗争的情况下，他的革命意志仍然坚强如钢，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什么苦都能吃，什么事都能干，什么困难都不怕，什么工作都难不倒”。“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他坚持原则，站稳立场，始终拒绝与林彪、江青一伙为伍。虽长期遭受诬陷和迫害，但他毫不妥协，顽强地与“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死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表现了共产党人的铮铮铁骨，保持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气节。

　　我们要学习陈丕显同志对革命和建设事业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的奉献精神。无论是在夺取政权的战争年代，还是在执掌政权的和平时期，丕显同志都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勤奋工作。他不顾自己体弱多病，坚持有一分热，就为党的事业发一分光。很多时间，他都是以副职承担着正职的工作，他总是全心全意，尽责尽力，从不计较个人名利。他在各种复杂的情况下都勇于承担责任，从不诿过于人。离开领导岗位后，他的心也没有离开过党的事业。即使在重病期间，仍关心着党和国家的命运。他这样概括自己的一生：我自忖一生革命，不能说一点错误没有，但自己是始终忠于革命、忠于祖国、忠于党的，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极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