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3月24日电 《瞭望》周刊刊载文章称,权威人士指出,如果说过去的改革是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那么“十一五”期间则是以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为枢纽来带动其他改革。
在“两会”上,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全面完成今年和‘十一五’期间的任务,对各级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进而对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作了具体部署;并要求提高政府执行力和公信力。有关专家认为,对政府自身改革的突出强调,以及将“执行力”概念首次明确写进政府工作报告,显见中央对政府自身改革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
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唐铁汉指出,新阶段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难点有五:一是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改革更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改革的整体性和配套性更强了,难度加大了;
二是对政府自身改革的要求高了,长期作为改革领导者、组织者和推动者的政府部门,在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本身也成了改革的对象,需要大幅度地减少和放弃自身拥有的权力和利益;
三是改革越深入,对按照客观规律办事和依法行政的要求就越高,由以行政手段为主的管理方式转向主要依靠经济的和法律的手段进行管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四是人民群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高,对切身利益的关注度越来越强,不仅要参与改革,而且更要求分享改革的成果;
五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要考虑国内的情况,而且受国际形势变化的影响,要求更高了。
“目前最大的问题就是行政体制在某些地方有明显的向旧体制复归的趋势,”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汪玉凯说,不少部门为了强化部门利益,取消了一些鸡毛蒜皮的事项审批权,但却在更重要的方面加强了权力;中央和地方在财权和事权方面的矛盾突出。分税制改革后,中央财政增加,一些地方的财政削弱,转移支付制度不规范,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财力上的差距拉大。事权在法律上没有明确的划分,这反过来又诱发了地方政府增加审批权和收费渠道的行为。
汪玉凯表示,政府在公共政策的制定方面仍有结构性的失误,“看病难”、“上学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财政支出结构过偏,对医疗、教育等社会事业的支出过少,行政支出过多。此外,公共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到强势利益群体的影响,弱势群体的影响越来越小,这是收入分配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的主要原因;政府到现在还难以有效控制内部的腐败行为,自我纠错能力偏弱。
文章指出,政府改革离不开进一步转变职能,而转变职能的每一件事都是由广大公务员具体去做的,也就是“执行力”的问题。
因此,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刘熙瑞特别强调,今后政府改革的难点还在于,一方面怎样使全党特别是广大公务员认识到政府自身改革的重要性,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五中全会精神上来。另一方面政府必须增强自我改革的意识,以转变政府职能和改变政府对社会经济的管理方式为重点,尽快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达此目的关键显然在于政府的自我限制。必须从给市场“松绑”开始,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思路解决政府直接投资问题、大量浪费资源问题、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问题、环境破坏压力增大问题和收入分配差距扩大问题。当然,这些需要超越部门利益、集团利益的狭隘眼界,也会影响到公务员群体的利益,阻力肯定是不小的。
刘熙瑞认为,“十一五”期间的政府改革内容将是多方面的。它既包括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以及减少和规范行政审批问题,又包括如何全面履行政府的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职能问题;既包括深化政府机构改革、优化组织结构、减少行政层级、理顺职责分工问题,又包括如何推进电子政务、发展现代行政和民主行政问题;既包括如何深化政府投资体制改革、健全政府投资决策责任制度问题,又包括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强化对政府的约束问题;还有如何健全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和强化公民行政监督机制等问题。他特别提醒,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有一定的难度,因为改革已到了攻坚阶段,而问题又交叉、连结在一起,必须通盘给予解决。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彭宗超分析说,“十一五”期间,改革方向应该紧紧围绕执政为民这一根本理念,关注社会不公这一核心,加快收入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差距;要多多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以及全社会的福利事业,加大社会保障体制改革,让更多的人从改革中受益,减缓社会矛盾,构建和谐社会。同时,政府有限的资源应该用在一些真正的公共物品的提供上,其他有些准公共物品要更多地允许社会资本和私人资本的投入。应该强调绩效导向的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以及人事改革,扩大政府决策中的公民参与度。还要有改革转型期中突发事件的管控方式方法,以危机管理、服务型政府、电子政府等促进政府职能转变。
五年后的政府将是个什么样子?汪玉凯的预测是:政府的服务意识将更强;信息化水平更高,公开度更高,更加透明、公平;权力运作更加规范,政府行为得到比较好的控制;通过《公务员法》的实施,公务员素质将得到更大提高。(黄海霞汤耀国覃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