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贵池民工、南京江东村外来人口公寓2号楼楼长张中华最近电话响个不停——“多数是老乡打来的，问有没有空房出租。”其实，公寓127个房间，一直是附近3万民工争夺的热点。“21平方米大房子，月租150元，比租民房便宜100元。院里保安日夜值班，隔三岔五有人上门，检修水电故障。”张中华一家租了两间，一住三年，再不想挪窝，“租民房时，十来户挤在一块，每家住10平方米的小房子，墙板不隔音，成天提心吊胆，就怕弄出多大声音！”

　　张中华是幸运的。在江苏1200万外来民工中，能住公寓的毕竟不多。安居方能乐业。当前，全省正加快构建城市住房保障体系，一幢幢廉租房拔地而起，为许多低收入家庭圆了安居梦。然而，那些为江苏发展付出血汗的外来民工，是否也应分享住房保障制度的福祉？

　　回答这个问题，无需过多理性推演，只要看看民工的居住环境。中国城市规划学会会员、东南大学建筑学院吴晓副教授多年追踪民工聚居，发现除了住工棚，或由用工企业安排住所，大量民工落脚城中村。全国1.2亿进城民工中，半数住在5万个城中村。城中村啥样子?房子垒房子的“卧城”！在这里，生活被浓缩为“吃饭+睡觉”，各种设施奇缺，连厕所也不够。北京有的城中村，每个厕所一天接待2万人。南京有的城中村容纳3万人，曾经没一座公厕，民工只得就地“方便”。民工来得越多，城中村房子盖得越多，房东经济越火。南京河西城中村，曾有原住民盖出100多间“鸽子笼”，月进租金万元。城中村因民工潮而畸形繁荣，而创造需求的民工却享受不到“完整的服务”。住的人越多，生活质量滑坡越大。能赚钱的房子有人盖，不赚钱的设施及公共服务，比如修路、盖厕所、收垃圾，没人肯投资！除了城中村，一些城郊村也是民工聚居地。

　　民工扎堆城中村，绝非偶然，这是二元社会的必然结果。民工如此选择，有深厚的经济学和社会学背景：第一，量入为出。据调查，81%的民工年收入不足5000元，租不起城市小区住房，购房更不可能。拥有大量房源、交通方便，且房租低廉的城中村，无疑是理想去处。在南京红山村，找间小房子，月租150元，而租附近小区楼房，至少五百元；第二，能“抱成团”。重土安迁是乡土中国绵延数千年的文化情结。即便被城市化浪潮卷入城市，远离农田劳作，从事二三产业，民工依旧寻求血缘、地缘的精神联系。北京浙江村云集11万浙江人，南京河南村集中上万河南人。而在更多的城中村，不同区域民工群体混居，在地缘、血缘基础上叠加业缘维系——产业链整合。南京河南村就有条废品产业链，一帮河南老乡各有分工：前道收废品；中间办公司，加工废品；后道搞销售。民工在城中村“抱成团”，能在精神上相互慰藉，在生计上彼此依托，应对城市文化的排斥。

　　民工居住难，引起不少城市关注。外来民工突破400万人的苏州，正在推行“新苏州人计划”，为民工提供集中居住。昆山本地人口64万，而外来人口超过80万。对投资500万美元以上、用工上万人的大企业，政府支持自建职工宿舍，已有一半“新市民”住进工厂。市里要求开发区及乡镇兴建公寓，集中安置“新市民”。全市盖了75处、400多幢公寓楼，10万人入住。“永馨佳苑”公寓刚竣工，就有15家企业送来1.5万人。昆山计划再建30处公寓，解决20万人居住。这些公寓，有面向单身汉的宿舍，也有家庭住的小套间，租金低于民房，其设施齐全，堪比城市小区。在“永馨佳苑”，浴室、电影院、图书馆、网吧话吧、篮球场等应有尽有。在无锡、常州、南京，外来人口公寓建设渐入高潮。全省住进工厂宿舍、公寓的外来民工，接近20-30%。

　　构建城乡和谐，必须破除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据预测，今后几年，我省城市化率年均递增近两个百分点，一年新增上百万市民，其中主要来自农民。省内外涌入江苏的民工潮仍将持续。我们要降低农民进城就业门槛，更要降低他们进城生活门槛。对那些有稳定工作、渴望融入城市的民工，城市应提供廉租房及子女就学、就医、社会保障等一体化公共服务。正如Peter·Hall所言，高速发展的城市“当务之急在帮助最贫困的公民融入主流社会”——最重要的钥匙是：“帮助他们把住房正规化”。我国香港及新加坡政府大量建设公共住宅、廉租房，满足低收入阶层需要，值得学习。

　　每八个新老江苏人中，就有一个是昨天的农民。对成长中的江苏城市，这是压力，更是沉甸甸的责任。民工为城市付出汗水，应该分享基本保障。当前，各地纷纷启动城中村改造，政府要调整住房供应政策，规划建设民工公寓，避免出现城中村改造好了、民工无处安身。只要用好市场机制，吸引社会资本，建设、运营民工公寓，就能大大缓解公共财政压力，在服务“新江苏人”中，创造城市经济新的增长点。(孙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