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乡村两级在基础设施和公益设施建设上高额举债，历史欠账积重难返，甘肃省一些地方的乡村干部成了“躲债”、“赖账”大户。高额举债高到了什么地步？调查显示：甘肃省平凉市崆峒区平均每个村欠债27.5万元。敦煌市人均欠债607.89元。“建学校、修路、修渠和医疗卫生建设哪样不花钱？上面只下达任务却不提供资金，没办法，只好举债。”(2月6日《中国青年报》)

　　诚然，适度的基础设施和公益事业的建设，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和发展，也是促进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可是，不考虑实际情况大肆举债搞建设，严重超出老百姓的实际承受能力，那就成了灾难。

　　而导致这一灾难的根源自然是一些上级官员的政绩观。漂亮的校舍，宽阔的马路，华而不实的水渠，都是看得见、摸得着、扎扎实实摆在那儿的“政绩”。上级来调查研究，这些东西都明摆着，谁不说这是为民办了实事？有了一番“政绩”，个人的升迁自然也就在指日可待了。

　　其实衡量官员的政绩，真正的指标应该是民生指数，各级地方官员应该把涉及百姓切身利益的民生问题排在第一位，用人民群众的幸福感来衡量自己主政一方的能力与作为。而把沉重的债务转嫁到仍旧在温饱线上挣扎的农民身上，让乡村干部成为新时代的“杨白劳”，这无疑是主管官员的严重失职。

　　如何化解这一矛盾？甘肃省两会上，有政协委员就建议各级财政建立专项偿债基金，用于偿还乡镇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形成的债务。办法诚然不错，但如果不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失职，恐怕类似的高额举债行为仍得不到有效的制止，一些乡村干部仍成“躲债大户”不说，老百姓恐怕更是苦不堪言，如此，又怎谈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