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代会上，一群村镇代表的身影引人注目：有村民，有村党支部书记，有工厂职工，有居委会主任。

　　而在远离北京之外，与他们朝夕相处的，则是田间地头荷锄的农民和厂房中身着劳动服的工人——既不是官员，也不是商人。

　　他们这次北京之行有两个主要任务：把底层民众的声音带上来，把中国高层政治生活的动态传下去。“其实我们带来的问题很简单，都是些小事情，但这些小事情确实每天都在我们身边发生。”来自广东惠州市的全国人大代表陈雪英说。

　　21年前，七姐弟中排行老六的陈雪英在邻村一位姐妹的鼓励下，离开龙川县鹤市镇日新当村老家，来到惠州市信华精机有限公司做录音机装配工。数年后，这位打工妹因工作出色而升任现场主管。如今，她已连续担任两届全国人大代表。

　　在同省全国人大代表黄细花的游说下，陈雪英和来自中国各地的55名代表在一份建议上签了名，要求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停止每次3角的跨行查询费。

　　“也许这点钱对富人不算什么，但对工人和农民来讲，也是很重要的，”陈雪英说，“这是产生在我们身边的实实在在的问题，民众关注了，我们就要反映。”

　　来自黑龙江省的全国人大代表姜鸿斌说，“人大代表是民意上传的重要渠道之一。作为中国民主制度的‘末梢神经’，基层民主的发展状况直接关系到民主全局的‘营养状况'。”

　　他认为，除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与民众关系最为紧密的“小事”的解决，而且常常也能彰显中国式民主质量的，是县乡级人大、村民委员会、社区居民委员会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草根议会”。

　　“毕竟，与普通人生活攸关的问题，大部分要在这个层面解决。”他说。

　　在广东佛山市禅城区南庄镇罗南村，村民开展民主活动的规范化程度与许多中等城市完全相同。全国人大代表、罗南村村委会主任关润尧说，村委会换届选举时，村民们先在礼堂集中，听完候选人的演说后，在选票上写上自己满意的候选人的名字，“快的时候，选举结果一两个小时就能出来。”

　　拥有三千多名村民的罗南村是中国最先进入富裕行列的村庄之一，人均年利税两万多元的雄厚实力使它各方面的硬件设施比较齐备。

　　但在贫穷的内陆地区的村庄，很可能几条板凳、一条石桌，便是一个“草根议会”的全部家当，大小村务就在这里通过民主讨论而得到解决。

　　关润尧说，过去老百姓不太积极，选谁都一样。现在说要选代表了，或者要选村委会主任，老百姓都积极参加。谁可以带领大家致富，谁的办法最多，谁办事公平，谁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老百姓就选谁。

　　全国人大代表、河南省濮阳县庆祖镇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李连成说，每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前，自己都会集中一段时间到村里调研，听取农民意见、建议，收集整理好带到北京来向有关部门反映——有可能的话甚至直接向总理、副总理报告。大会结束后回到村里，他则会把参加两会的情况通报给村民们。

　　“尽管所处地区的发展程度有所不同，但这些形式各异的中国民主‘末梢神经'的良好发育，无疑是民主架构的第一营养源。”姜鸿斌说。

　　“实际上，我们也在留心，两会上的哪些做法能供我们村借鉴和学习，”关润尧说，“毕竟，两者之间除‘神似'之外，还有很多可以‘形似'的地方。”

　　此次人代会上，许多基层话题都与基层民众的生活有关。姜鸿斌说，“这是中国式民主可以实现上下互通、互相借力的重要方面。不仅有民主内容的通达，还有工作形式上的借鉴。”

　　全国人大目前采用的执法检查办法，就是来自此前基层做法带来的灵感，“在向全国推行的过程中，这种做法又得到了很好的完善。”姜鸿斌说，这体现了不同级别人大在工作形式的良性互动和互补。

　　全国人大代表刘来平认为，中国基层民主每一个前进的步伐，都会通过不同的渠道对较高层面的政治生活施加影响，最后传导入中国最高层政治生活中，并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全局发生作用。

　　“比方我们进行一个关于农业的专项视察，就要走街串户，了解真实情况，通过我们，这些情况很快就能反映到国家层面上来，”姜鸿斌说，“这是一个完整的信息链和责任链，国家的意志、代表的工作和人民的意愿在这里构成一个良好的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