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任规划局长相继落马，再次为房价攀升与权力腐败的黑色链接佐证。

　　昆明市规划局原局长曾华因非法收受17家单位(其中15家为房地产商)贿赂钱物200多万元，3月20日站在了被告席上。其前任胡星官至省交通厅副厅长后，仍被查出与昆明某楼盘违规开发有关，仓惶出逃。胡的前任李德昭受贿337万元，退休数月后案发，只能在监狱中度过余生。曾华上任伊始也曾信誓旦旦，一定要抑制房价，建设好新昆明，未意料最终幽了自己一默。(2007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

　　据介绍，掌握在规划局手中的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化率三大指标，决定房地产项目赢利与否、赢利多少。容积率高一点点，规划红线退一点点，一般人根本觉察不出来，对房地产商来说则可能是数千万的利润。于是，以金弹银弹肉弹摆平规划局长就成了房地产商的不二法门。禁不住金钱物利诱惑的曾华、胡星们一手交钱，一手交规划，做起了双赢的交易，唯有消费者恰恰成了感情被伤害利益被侵夺的群体。

　　一方面，楼层加高，绿化率降低，绿化景观减少，建筑安装成本是随楼层升高而增加，不仅影响了住房的舒适度也加大了购房成本。另一方面，房地产利润的许多都要用来打点层层官员，且随着房价上升收益增加，贪腐势力对地产项目的灰色期望值也不断提高，“以前三五万元能办下来的手续，很可能官员的胃口已增加到十几万几十万”。最终，都打入了建房成本。从2002年至2007年，与李德昭、胡星和曾华3任局长前腐后继相伴的是，昆明房价一路攀高。

　　三任规划局长相继落马，似乎是难逃的宿命。地方政府的政绩冲动持续狂热，为权力提供了丰足的腐败资源。只要房地产能增加财政税收，拉动经济增长，哪管什么容积率、建筑密度和绿化率？加上一些地方主官和分管官员本身就与房地商有说不清的利益瓜葛，也难免对规划局长们的胡作非为持宽纵态度。

　　房地产业的暴利使手握重权的规划局长成了“香饽饽”，而争相赎买。以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如果以3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售，可以多得1500万元。用来“打点”的几万元与之相比何足挂齿。

　　更应看到，城市建设规划权尚未与经营权分离，而且权力运行亦未能实现阳光操作，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产生腐败。尽管当官者上任伊始可以信誓旦旦，面对前任的落马起初战战兢兢朝乾夕惕，但在放任的权力和金钱的猖獗进攻面前，仍不得不节节败退，最终把持不住而应声倒地，摔倒在同一个地方。

　　问题在于，在房地产业类似规划局长的前腐后继，却并非偶然且孤立的事件。“土地爷”的腐败同样有目共睹，在土地发包、竞拍环节肆无忌惮地上下其手。你大可从土管局长们与房地产商称兄道弟过从甚密的关系中，得窥堂奥一二。房管局长可以打着社会公益旗号强拆民宅，交给开发商用于商住楼建设，或者干脆明股暗股，坐收渔利。至于相关部门联手抵制国家降低房价的种种政策限令，其背后总有部门权力利益化和部门利益扩大化的鬼祟阴影。

　　谁能告诉我，在房价一路飞飙的背后，究竟有多少权力腐败为其奠基？有多少规划局长、土管局长、房产局长前腐后继，“痛并快乐着”？有多产房地产腐败链没有解开？还有多少制度的漏洞急待填平？有多少权力依然暗箱操作急待阳光普照？有多少审批权和经办权急待分离，审批的自由裁量权急待约束？还有多少腐败的死角仍散发着腐臭，而职能部门如入鲍鱼之肆久闻不知其臭？有多少信誓旦旦最终化成笑柄？房地产业还要引发多少官场腐败地震？还有多少腐败的成本成了压弯消费者脊梁的石头？

　　值得警惕的正是，“无论出了多大的事情，有人进去顶罪就行了，外面仍然要建设、要发展，需要有人做事情，不可能停下来，无论是我们自己还是政府对这一点都是清楚的”。如果房地产业的暴利依然故我，政府官员依旧走不出政绩的迷狂，肆虐的权力仍然受不到根本的制约，那么可以肯定地说，三任规划局长接连落马的悲剧就不会终结。我们拭目以待，谁将是下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