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10月14日电(记者 张先国)“你报道十七大，可要好好写写我们农村的变化！”10月13日晚，正在采访报道十七大的我接到湖北老家父亲的电话。父亲手机那边的声音，显得有些嘈杂，看来他的这个电话，是在乡亲们鼓动下打来的。
我的老家在湖北省仙桃市农村，60岁的父亲并没有呆在家，而是和村里的戏班子一起在邻近的监利县乡村唱戏，他经营流动戏台已有三年。前几天，他就挂上了“喜迎十七大、唱好花鼓戏”的标语。
父亲关心时事早就在村里出了名，这可能与他的人生经历有关。他幼年父母双亡，生产队安排他放鸭子挣工分。他在田埂上写写画画，坚持自学文化，19岁便当上了生产队长。他常说：“要在旧社会，我只能当叫花子。”
电话那端，父亲忙不迭地说：“这场戏唱完后，后面三四场戏又被预订出去了……”前年，村里组建了一个戏班子，父亲花800元置办了个流动戏台。没想到，这竟成了他一生中最成功的投资，两年唱了80多台，一台戏收台租费150元，净收入1万多元。
改革开放以后，父亲曾年复一年地折腾家庭副业：养鹌鹑、种蘑菇，因技术不过关半途而废；烤饼干、做副食，因本钱太少销路不大；搞电焊、跑运输，因设备陈旧打不开市场……
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上中学时，父亲为了有稳定的收入，承包了40多亩稻田。记得有年夏天，父亲在暴雨中扶犁耕田，呵斥耕牛的吼声炸雷一般响，吓得我战战兢兢。
电话那端，父亲扯着嗓门说：“有了农机补贴政策，机械化一下子就搞起来了，人闲田不闲，割了谷子种油菜，收了棉花种冬麦，比城里的草坪要气派……”
1990年秋天，我到北京上大学，当时学费加住宿费共256元。时任村委会主任的父亲带着我到处借钱，当我从他一向自信的笑容中看出羞惭时，心里一阵酸楚。等我参加工作拿工资了，父亲不再为我操心，可他却让我越来越操心。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是家乡农民较艰难的日子，粮食价格低，洪涝灾害频繁，种田常常亏本。我不时往家里寄些钱，后来干脆把父母接到城里，责任田推给了别人。
2005年1月24日，我在家里写湖北省宣布免除农业税的稿件。父亲看到后，第二天就跑回老家，要回了责任田。他一回去，竟成了“大忙人”。当时村里正修“村村通”水泥路，他这位“老干部”自告奋勇当了牵头人，路修好了还装上了路灯。
电话那端，父亲时不时发问：“昨天村里来电话要我到镇里办医保，你晓得报销比例不？”“家里有线电视马上要装了，收费标准是几多？”“据说装修厨房也有专项补贴，你知道有多少？”他的这些问题，我都无法作答。虽说我是新华社长期跑农村的记者，但这两年各地惠农举措频繁，个中细节确实难以全面掌握。
在乡亲们一阵催促的声音中，父亲嘿嘿一笑，终于念出了他新作的戏词：“三农政策好，农民实惠了，家家住楼房，空调挂墙上，太阳能做了澡堂；文化生活也有趣，年年都要唱大戏，村村公路是水泥，农民种田有手机……”
我的农民父亲，我真可以放心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