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3次载人航天飞行即将启航的2008年里，中国航天员训练已逾10年。

　　10年前的1月5日，齐聚北京航天城的14名航天员摘下了空军部队的飞行徽标，换上了镶嵌着地球标志的金色航天徽标。

　　从这一天起，他们就时刻准备着，把一个民族的飞行轨迹向大气层外的茫茫太空延伸。

　　“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达到了能够托付生命、妻子、儿女的高度”

　　1996年夏天，航天员初选合格的杨利伟接到通知，到北京空军总医院参加临床体检。他提前3天就去了，护士开玩笑说：“你也太积极了吧！”

　　杨利伟的航天员生涯，就这样在懵懂的兴奋中拉开了序幕。

　　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载人航天工程任务和实现方式的确定，中国借鉴美国和俄罗斯的经验，开始从空军战斗机飞行员中选拔航天员。

　　档案挑选——系统体检——住院临床复查——特殊功能检查，随着“过五关斩六将”式的选拔步步推进，数千名候选人逐渐减少为几十人，淘汰率达99%。

　　1997年底，在专家们茶饭不思的选择中，“万里挑一”的12人被确定为中国首批预备航天员。加入这支队伍的，还有此前在俄罗斯获得“国际航天员”证书的两名航天员教练员——李庆龙和吴杰。

　　最初，彼此都是陌生的——除了翟志刚和刘伯明。从空军招飞体检时，这两位黑龙江老乡就相识，并在空军部队里共事过几年。

　　“大家原来都是飞行员，共同语言很多。”翟志刚回忆说，虽然地域不同、飞行机种不同，但这群平均年龄30岁上下的预备航天员们互相交流飞行技术，询问彼此认识的熟人、同学，很快就熟悉起来。

　　国外的航天员往往是到执行飞行任务前夕才进行集中，而中国的航天员从来到航天城的那一天起，就组成了一个朝夕相处的特殊集体。

　　用航天员大队大队长申行运的话来说，航天员是与世隔绝的一群人。翻开《航天员管理暂行规定》，许多条款看上去几乎不近人情。比如，不许在外就餐、节假日不许私自外出、不准与不明身份的人接触、不准暴露自己的身份、不准抽烟喝酒等等。为了确保航天员的绝对安全，即便是在他们探亲、疗养、外训时，也要专车接送、专人护送、严格警戒，全体航天员还不能同时乘坐一辆交通工具。

　　平时，他们只有周末才能回家，任务准备期间更是一连几个月“关”在工作区。航天员们学习、训练、生活都在一起，相处时间和熟悉程度甚至超过了家人。

　　“谁的指头动一动，你就知道他是想要杯水，还是有话要说。”杨利伟说，一个眼神，一个动作，就能明白对方的心思。

　　在神舟六号确定乘组搭配时，航天员之间的性格、心理相容性是一个重要的参考因素——后来成为第一梯队的费俊龙和聂海胜，在问卷中互相选择了对方。到了神舟七号，这个项目被取消了。

　　“我们在一起走过了10年，已经不存在相容性的问题。”杨利伟说，14个人里，几乎所有人之间都曾配对训练过，谁和谁在一起，都能圆满地完成任务。

　　10年相处，航天员亲如兄弟。

　　神五发射前夜，杨利伟取下手表，托聂海胜捎给妻子。聂海胜说：“家里有我们，你放心吧！”神六发射前，为费俊龙、聂海胜送行的战友们不约而同说出的，还是这句话。

　　“我们之间的战友情谊，达到了能够托付生命、妻子、儿女的高度。”聂海胜说。

　　2008年1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航天员大队10周岁生日。申行运说，那天晚上，全体会餐，大家喃喃地回忆初来时的情景，到了次日凌晨1时还不肯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