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历史真相的追寻近乎疯狂，同样，出于对历史对子孙负责的使命感，真实而严谨的记录下“今天”发生的事被提到国家高度。史官，不仅是备受尊重的国家公务员，而且拥有连皇权也不能侵犯的神圣权力，死后事迹交国史馆立传更是所有臣子梦寐以求的光荣。每当改朝换代，新王朝一定组织最优秀的人才编修前代史书。历史也证明，几千年来史官们的表现无愧于这份地位崇高的工作，最有名有太史公司马迁，春秋的董狐直笔，还有齐太史一家，而那汗牛充栋的史书便是一代又一代史官心血和荣誉的结晶。可惜，李世民破坏了这个光荣传统，他手下的史官也让这份职业蒙羞。

　　早期史官的记录是公开的，这对保证史料的真实性有积极作用。所以，齐太史一家宁可被杀也不改一字，除了职业荣誉感更因为舆论和道义上的绝对优势。后来，为了真实性与史官的生命之间寻找平衡，史官的记录被严格保密，直到皇帝晏驾后为了编纂实录和后世修史的时候才拿出来。这不仅高度保证了原始资料的真实性，更对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人形成了不小的震慑力：史笔如铁，你做的所有坏事今天或许迫于淫威没人指斥，但绝对哄骗不了后人，更影响不了他们的正确判断和批判。所以，才有了“孔子做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可惜，李世民这所谓的天可汗破坏了规矩。

　　唐高祖武德四年，先发制人干掉兄弟威逼父亲的李世民终于如愿做了皇帝。他不仅轻松干掉了自己的亲侄儿们(嗜杀的朱棣也没对建文帝的儿子下杀手)，还抢了弟弟李元吉的正妻做妃子(李治后来还是帮他叔叔报了仇)。灭突厥、征高丽、纳谏言、安百姓，打拼十多年后一个“天可汗”终于诞生了。志得意满的李世民似乎无所畏惧了，但这位深知“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大唐天子很清楚他做过的一切绝逃不过史官铁笔。于是，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要看《高祖实录》和《今上实录》，因为里面记录了包括玄武门之变等事件的真相。

　　可耻的房玄龄、许敬宗等人终于将删改过的实录呈了上去，没想到那虚伪的人看完之后竟然故作轻松的说：要坚持正确的历史观，并用周公杀兄弟大义灭亲自比，暗示史官把政变写成一场自卫反击战。这真是绝妙的讽刺啊！破坏了公平正义的人却口口声声要维护公平正义。孟宪实先生一针见血的指出：“贞观二十年，李世民主持修《晋书》，在为王羲之传写史评时忍不住感慨：‘古人有云：积善三年，知之者少；为恶一日，闻于天下。可不谓然乎！’他口中的‘积善’指的是贞观之治，‘为恶’就是指玄武门之变。就是因为他对自己在玄武门的所作所为耿耿于怀，如芒在背，才施行仁政，富国强民，希望能留一个万朝盛世来证明自己做的一切都值得。”

　　到底这“天可汗”的贞观之治掺了多少水？现在谁也说不好，包括新旧唐书里对那段历史的记载都不一定靠得住，因为这两本书编修时要参考的第一份资料便是实录。李世民脸上被无耻文臣涂抹上去的粉到底有多少？说不好。但从李建成这个政治斗争的失败者被妖魔化的痕迹来看，肯定不少。为什么？因为连军事能力都被“漂没”了，连酒中下毒却毒不死人这种逻辑混乱的故事也被当作死有余辜的罪证，其他还能说什么？终唐一朝，没有人敢对这些表示质疑，知情者们终于带着真相走进阴曹地府。

　　直到宋朝才有人感觉不对劲，但真相已经无法彻底还原了。更重要的是，几千年的史家传统被破坏，历史从此彻底变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历史人物脸上的脂粉和粪便逐渐演化成脸谱，史书从此沦为吹捧或诬蔑的帮闲。西夏无史可以怪蒙古人野蛮，但篡位的燕贼灭了方孝孺十族之后也依样画葫芦起来，不仅篡改《太祖实录》，自欺欺人的废除建文年号，连建文旧臣黄观的三元及第身份也给撤除了。

　　到了清朝，上百年的文字狱不仅杀得文人噤声，一部《四库全书》更是销毁删改古书无数，奴酋弘历甚至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将袁崇焕的案卷付之一炬——古人的历史都可以随便涂抹，何况时人的记录？所以，清朝列帝的起居注里可以将皇帝跟妃子做爱的时间记录得毫厘不差，却怎么也无法证明雍正皇帝继位的合法性。更令人作呕的是，饱受列强蹂躏的近代，突然蹦出了个“同治中兴”。难怪一部《清史稿》里错误百出——鬼知道那些真真假假混杂的史料一番拾掇之后能弄出个什么东西。

自家修的历史看不入眼，怎么办？只好礼失求诸野了。吴晗曾根据《朝鲜李朝实录》编写了一本《<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尚可参照清人的东西分辨真伪，因为朝鲜李朝自诩“小中华”，古代中国的史官传统一直有所保留。想看相对客观的历史，算啦，我们还是看剑桥大学堂学者编修的《剑桥晚清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