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亚部分出租车罢运要求解决租金过高等问题重庆出租车将下调份钱 的哥月入增加逾500元

　　 以出租车运营管理问题来说，有了重庆事件，各地就应当举一反三去处理类似问题，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车罢驶事件才去积极应对。一个正常的社会，在突发危机出现以后能够温和、理性地解决，是极为必要的。

　　 据新华社昨日（10日）报道，三亚出租车司机罢运与重庆的主要问题一样：出租车承包金高、黑车多。

　　 重庆有关领导认为出租车司机停运是“事出有因”，问题解决得很快。既有重庆解决方案在前，三亚应该可以期待照单处理在后。打击黑车，是基本的市场秩序问题；政府明确表示承包金要降低，如何落实关涉政府信用。这两个问题都直接影响出租车司机的利益。

　　 重庆和三亚出租车行业的问题，在国内许多城市普遍存在。从突发事件的处理方式来说，温和的协商会替代强硬的压服，重庆罢运事件的处理，使人们对三亚罢驶事件解决能够抱以一定程度的期待。

　　 以出租车行业为例，目前国内相当一些城市都采用了控制总量、公司经营、司机承包的模式。政府部门控制行业规模和营运价格，出售经营许可；出租车公司购买许可，向司机发包；出租车司机向出租车公司交费。在这个链条中，司机承担着很大的经营责任，黑车和不合理的承包费直接损害其利益，一旦地方政府打击黑车不力和公司擅自提高承包费，就可能成为矛盾的焦点。重庆和三亚罢运事件，提示有关部门对具有普遍性的出租车管理体制问题，有必要着手进行整体改革。

　　 不仅如此，重庆出租车事件的解决方式，可能影响到其他利益损害与利益维护领域。在利益主张与利益协调的良性互动中，随着政治理性和社会理性有望生长，新的社会博弈过程有可能走出强硬对抗的窠臼。

　　 然而，问题是否要发展到冲突明显表现的程度才予以解决，这是一个新的问题。在冲突明显表现出来以后，温和地加以解决，这种新的方式需要形成机制，另一个方面是，如果所有的利益冲突都要等到形成突发事件才去解决，那也无非是一种善后而已，温和虽然可资称道，但反应不敏仍是大害。

　　 以出租车运营管理问题来说，有了重庆事件，各地就应当举一反三去处理类似问题，而不必等到又有了出租车罢驶事件才去积极应对。一个正常的社会，在突发危机出现以后能够温和、理性地解决，是极为必要的。但同时，正常的社会又理当视出现突发危机为严重情况，努力避免事情走到这个地步。事情不闹大就不能解决，是积累怨气的做法，会诱使突发危机变得经常化。

　　 按照信访条例，多人上访需选派5人以下的代表反映情况，但三亚上访司机们始终不愿意选派代表与政府部门谈判，因此双方直至昨日下午4点疏散时止仍未进行接洽。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细节，显然在司机们看来，维权背后的风险仍在。

　　 此次事件仍处于理性解决的轨道，出租车司机要求成立出租车司机自己的协会组织维护自身利益。事实上，正是因为代表出租车司机利益的协会缺乏，容易导致其利益主张无法及时和经常地表达，从而累积矛盾，爆发危机。一切自发行为，都会增加失控的风险，而有组织的利益诉求行动，却更容易保证秩序。建立真正的社会中介组织，在利益冲突日渐增加的情势下，已是突出课题。（刘洪波湖北资深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