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30年,是改革开放的30年,是持续快速发展的30年,也是解放思想的30年。正是思想的大解放,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大发展。在这一历史进程中,邓小平作为解放思想的旗手,对当代中国的思想解放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回顾邓小平领导我们解放思想的艰辛历程,重温邓小平关于解放思想的重要论述,对于我们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拉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

　　“两个凡是”首见于1977年2月7日中央“两报一刊”社论。按照这一方针,那就要继续坚持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继续维护“文化大革命”的“左”的错误,就只能使中国继续陷入动乱和混乱。这是违背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要求的。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文革”中第二次被打倒、当时尚未恢复工作的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旗帜鲜明地表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并且一而再、再而三地申明自己的观点。

　　(一)复出前多次发表谈话,对“两个凡是”表示异议。据《邓小平年谱1975-1997》记载:1977年2月,“两个凡是”一提出,邓小平立即表示反对。他同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说,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4月10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中共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4月10日后的某日,邓小平同前来看望他的汪东兴、李鑫谈中共中央转发他4月10日和1976年10月10日致中共中央信的有关情况,在谈话中向他们明确表示:“两个凡是”不行。5月24日,邓小平同王震、邓力群谈话,系统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论点:第一,“毛泽东同志说,他自己也犯过错误。一个人讲的每句话都对,一个人绝对正确,没有这回事情”,“这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问题。”第二,即使是正确的话,也不能到处搬用,“把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讲的移到另外的问题上,在这个地点讲的移到另外的地点,在这个时间讲的移到另外的时间,在这个条件下讲的移到另外的条件下,这样做,不行嘛!”第三,毛泽东思想是个科学体系,要准确、完整地理解,不能断章取义。他说,我给中央写信,提出“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这是经过反复考虑的”。“我和罗荣桓同志曾经同林彪作过斗争,批评他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而不是把毛泽东思想当作体系来看待。”这篇讲话,是最早从政治上和哲学上对“两个凡是”思想的系统批判。

　　(二)复出后第一次讲话的中心内容就是强调“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中央召开十届三中全会,决定恢复邓小平在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领导职务。邓小平在会上发表复出后的第一次讲话,便是强调完整准确理解毛泽东思想,其锋芒仍然是指向“两个凡是”。他说:“不能够只从个别词句来理解毛泽东思想,而必须从毛泽东思想的完整体系去获得正确理解”,更不能像林彪、“四人帮”那样,“引用毛泽东同志的某些片言只语来骗人、吓唬人”,那样,只能“割裂、歪曲毛泽东思想,损害毛泽东思想”。他特别强调,在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中,“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对我们党的现状来说,“特别重要”。其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它们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历史观,而“两个凡是”正是同这两条根本对立的。

　　在“文革”结束之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身负众望的邓小平旗帜鲜明地反对“两个凡是”,对当代中国的政治走向产生了重大影响。尽管他的这些谈话和讲话还没有公开发表,但是已经在中央领导人和一部分高级干部中开始传播,“完整准确”与“两个凡是”的对立已经日趋鲜明,二者的斗争已经不可避免,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序幕已经拉开。

　　领导和支持真理标准大讨论,吹响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号角

　　在邓小平批判“两个凡是”的同时,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拨乱反正、纠正“文革”错误的呼声也一直以实践的方式冲击着“两个凡是”。历史把解决真理标准问题鲜明地提到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受到广大干部、群众的热烈拥护,在全国范围内开了解放思想的先河。同时,这篇文章也受到一些人的抵制和反对,包括当时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某些领导人和某些理论“权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矛头是针对毛主席的,是“砍旗”、“丢刀子”,是“方向性错误”。一时形势变得严峻起来,解放思想遇到了阻力。又是一个关键时刻,又是邓小平首先站了出来,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坚决有力的支持,领导和推动了意义深远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范围内吹响了解放思想的号角。

　　(一)1978年6月2日邓小平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观点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观点。在准备这次会议讲话稿的时候,邓小平对胡乔木等人说,现在发生了一个问题,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是莫名其妙!因此决定,这次会议的讲话,第一个问题就讲实事求是。他在讲话中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我们开会,作报告,作决议,以及做任何工作,都为的是解决问题”,而“解决问题,究竟是否正确或者完全正确,还需要今后的实践来检验。如果我们不这样做,那我们就一定什么问题也不可能解决,或者不可能正确解决”。他批评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是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为了反驳所谓“砍旗”的说法,邓小平引述了毛泽东从1929年到1963年关于实事求是的一系列论述,指出:离开实事求是,“即使我们口头上大讲拥护毛泽东思想,实际上只能是违背毛泽东思想。我们一定要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的思想来个大解放”。这篇讲话,对主张“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坚强有力的支持,对否定“实践标准”的同志是个深刻有力的批评,对刚刚兴起的群众性思想解放大潮是个巨大的推动。

　　(二)1978年下半年邓小平连续发表重要谈话,支持和指导开展全国范围的真理标准大讨论。7月21日,他同中宣部负责人张平化谈话,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指出: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7月22日,他同胡耀邦谈话,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8月13日,他同吴冷西谈话,指出:实践标准那篇文章是对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要解放思想……但空气还不够浓,不要从“两个凡是”出发,不要设禁区,要鼓励破除框框。8月19日,在听取黄镇等关于文化工作的汇报后谈到理论问题,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但有人反对,说是反毛主席的,帽子可大啦,那怎么行呢?9月16日,邓小平在听取吉林省委常委汇报工作时说:现在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个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根本问题是“违反毛泽东同志实事求是的思想,违反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实际上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映”,这种所谓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实际上是“形式主义的高举,是假的高举”。10月14日,邓小平同韦国清谈话,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是常识,也有人不赞成,这样的人还不少。如果不解放思想,不开动机器,不独立思考,那非垮台不可。这一年的整个下半年,一直到12月召开中央工作会议,邓小平月月都讲真理标准问题,都讲解放思想问题,可见这个问题在邓小平心中分量之重。

　　(三)1978年底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发表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宣言书,这就是那篇著名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这篇讲话向全党全国人民发出解放思想的号召,强调“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他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大讨论,认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争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争论,的确是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个政治问题,是个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他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指出:“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这篇讲话实际上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它标志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由此掀开了当代中国解放思想的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