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恩博士的新著《中国30年》在春节前后成为书界最热议的话题。这不仅因为这位有着国际投资银行家、科学家等头衔的美国博士曾经在2005年撰写过《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更重要的是，他为撰写此书，采访了中国100多位省部级官员并在书中多有披露，原本用英文写作的该书其中文版率先出版。有媒体建议读者：“要了解这是一本怎样的书，最好从书末尾的‘致谢’一栏看起。”
库恩和他的《中国30年》李建泉摄
春节前夕，库恩博士在北京接受了中国青年报记者的专访。
我要把中国现在的多元化、多面性和复杂性介绍给世界
记者：你在《中国30年》里一再强调：介绍“真实的”中国，是赶写此书的一个强烈动机。你觉得目前西方媒体对中国的介绍不够真实吗？
库恩：对于中国，美国媒体会报道一般的事实，但由于没有报道全部的事实，因此有时候看起来是错误的。很多人注意到美国媒体只关注中国的负面问题。其实，他们对本国也一样，但因为美国读者都知道美国怎么回事，负面报道不会产生严重误导。而对于中国，美国读者不了解中国整个国家的状况，就会造成误解，认为是中国整个社会的问题。
我在过去十几年来所做的事情，最主要的意图就是：要把中国现在的多元化、多面性和复杂性介绍给世界。同时把中国的一些具体国情，包括公民自由度和媒体自由度等介绍给世界，尤其是美国媒体。通过把中国的各个方面介绍给美国，让他们了解中国确实有很多事情是他们所不知道的，这样才能消除他们的误解。
记者：你接触到的哪些情况，是美国媒体从来都不知道的？可否举些例子。
库恩：那可太多了。美国媒体的一个问题是，他们只关注一些特定话题，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人权问题、贸易不平衡问题、食品安全问题、环境问题等。他们关注的中国问题非常局限，少于10个，我都可以数得出来。
我要介绍给世界的是现实的中国社会。首先是中国公民的自由度，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包括中国人穿什么样的衣服、上什么样的学校、选择什么样的专业，包括用手机发送政治笑话的短信等，个人自由度很高。整个社会，包括家庭和组织的自由度，也有很大提高。可以说，除了少量的限制以外，中国民众已经有很高的自由度了。
再者，美国媒体认为中国人，尤其是领导人，说话模式都雷同。我所做的，就是把中国各个领域的不同领袖以及人民的思想和表达方式，包括私营经济、电影、卫生、宗教等方面的改革，都做一些介绍。这些领域在中国最近这30年中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事实证明，中国已经不再是一个单一型的社会了。
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才干、智力和领导能力都是顶尖的
记者：《中国30年》的第一章很吸引人。你提出—自尊、稳定、责任和远见，是中国领导人思考问题的4种核心方式，也是改革的指导原则。这4个关键词的产生，是来自这几年你对胡锦涛主席政治风格的观察吗？
库恩：我得说，这4个词并不只是针对胡锦涛主席来说的，它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几代高层领导人的执政理念。胡主席的前任做得也都很成功，中国一直发展很快，能够和其他国家平起平坐了。我个人认为，胡主席之所以提出科学发展观，是因为他面临的中国和世界，比起他的前任来说尤为复杂，需要他在更加复杂、更加全球化的背景下，来创造他的政治理论和哲学。
这些原则是一种道德基础。尽管官方没有正式的提法，但我觉得这4个词在中国领导人的执政理念中起了很多很重要的作用。尽管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具体问题，但他们都把重点放在了实现这些基本原则上。
记者：可否认为，这4个关键词也是你给西方读者提供的认识中国现实政治的“四项基本原则”？
库恩：一位中国高层领导人对我说：从外国人的角度看待中国改革开放，这样的指导原则非常有趣。虽然和中国自己的四项基本原则不一样，但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思考中国这30年。
在写这本书时，我的指导原则是：把自己看做一个工具和载体，向世界介绍中国领导人的声音。我所说的中国领导人，不仅指中国政治领导人，还包括不同领域的领袖人物，如一些学者和专家。我做的事情，就是把他们的声音用一种非常精确、忠实的方式介绍给西方读者——不仅仅是把他们的话原汁原味地告诉西方世界，同时也把他们的情感、感受传达出去，让外国人理解。另一方面，我也会把我的想法和中国领导人的想法区分开来，通过和他们的谈话，通过他们所做的事情，提炼出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的观点从何而来。
记者：你怎么看中国领导人的言和行？
库恩：我可以自信地说，我所采访接触到的中国高层领导人和各界领袖人物，他们对我所说的，都是他们自己相信的东西。当然，人都是不完美的，他们所说的事情也不见得百分之百正确。但有一点我敢说：现在中国的高层领导人，他们的才干、智力和领导能力都是顶尖的，起码是和世界其他领导人一样好。
政治派别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探讨问题的意愿
记者：为写这本书，你采访了相当多的中国高官。现在书已经出版几周了，他们大概也都看到了。你是不是已经得到了一些反馈？
库恩：将高官们的反馈告诉媒体，我一向是很谨慎的。我可以笼统地说，读过这本书的高官一般都很高兴，因为我讲述了一个非常坦率和诚实的中国故事。这本书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出版，他们也非常惊讶。另外，这本书毕竟主要是让西方读者看的，尽管里面有些观点他们不一定同意，但还是表示了很大的尊重。
记者：你第一次来中国是1989年。20年间你来中国很多次，成了很多重要领导人的朋友。你对中国的感情、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多改变。有没有一些关键性的事件震撼过你，使你在认识上有了阶段性的飞跃？
库恩：确实如此。我第一次来到中国，是以科学家和投资银行家身份来帮助中国的科学和教育改革。我见到的中国人和其他国家的人完全不一样，不仅非常聪明，有能力，而且都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邀请我来的宋健博士，当时是国务委员、国家科委主任，也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高雅的绅士。我遇到的第二个人，是我的翻译朱亚当先生，他很年轻，激情四溢，认为没有什么是不能做、不能实现的。这就是我对中国的第一印象，也是我改变的开始。
第二个关键时期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我到中国已经好几年，感觉非常好。回到美国之后，我告诉人们中国的事却没有人相信。他们觉得中国仍然是“中世纪的中国”，甚至还在搞“文化大革命”。我非常沮丧，就和我的合作伙伴朱亚当先生开始思考，也许我们应该努力改变一下他们的看法。我们开始做的第一个大项目就是：1997年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出的纪录片《探索中国》。我们讲述了10个不同的中国人的故事，包括官员、科学家，也包括农村妇女、煤矿工人、下岗工人、教会和残障人士。这个节目播出后，我们看到了西方的反应——震惊！这种积极的反响是一个真正的里程碑，也有了后来更多的其他项目，包括这本书。
记者：你在《中国30年》里提到了中国的左派和右派，比较了他们与美国左派和右派的不同。在你的中国朋友中，是不是左的右的都有？他们都给你哪些影响？
库恩：我喜欢真诚而富有智慧的公开辩论，政治派别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探讨问题的意愿。我有一位挚友，在别人看来他很保守，但在我这个有点自由倾向的人看来，他是最有深度的一个思想家。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极深的造诣。我喜欢哲学，所以我很喜欢跟他交流。那些表面上附和我的人，我不感兴趣。我承认，最近这两本书—《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和《中国30年》—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愿意与我交流，表达他们的真感情，这是对我一个很大的回报。
记者：一般人认为科学家总是和理性联系在一起，但是单纯的理性优势并不足以让你准确地理解中国和写出这样一本书。《中国30年》里有许多感性的东西，你触摸到了中国人的内心，这让我们感到惊讶。这是否和你喜欢音乐、艺术有关？还是因为有很多对你敞开心扉的中国朋友？
库恩：我的生活一直是艺术和科学的结合。我的全家都是从事艺术工作的。我妻子是钢琴家，女儿是演员和作家，小儿子是制片人，大儿子是电影编剧，我本人也在做电视节目。我喜欢沟通、情感交流和故事，因为这些才是精华的部分，这和科学思维方式并不矛盾。沟通不仅是阐明事实和理性解决问题的方式，沟通也可以在感情上打动人。做到这一点的最好办法就是讲故事。在采访中我们也都在寻找故事，因为事实在网上Google一下就都可以找到。我们更希望找到情感上的体验，希望反映真实的人民的故事，表达他们最深切的感受，这是人们乐意阅读的。
我认为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将在未来几年中有所变化
记者：几周前，中国的政治生活中出现了一个新词语，就是胡锦涛主席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大会上的讲话里提出的“不折腾”。据说这个词语直接进入了英语，因为一时找不出对应的英文词。你怎么理解“不折腾”？
库恩：这个提法让我又一次理解了中国和中国的领导人。现在，金融危机和相关的政治问题使得全世界都在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更需要维持国家的稳定。我认为中国领导人说得很对，当前中国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维持自身的稳定和发展，这就是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记者：在你的新书中，有一段论述让人觉得您不仅是科学家，也像预言家。你说北京的“和谐模式”已经呼之欲出，并预言它将在全世界获得巨大的影响力，不次于华盛顿的“民主模式”。西方会不会有人认为这又是一种“中国威胁”的证据呢？
库恩：“中国威胁论”这个问题，有多种不同的背景因素，其中主要的是对贸易平衡问题、美国工作机会流失问题、对中国军力增长的理解问题以及中国在南亚、非洲和拉丁美洲日益增长的影响力的担忧等。最近“中国威胁论”没有原来那么热了。因为，在巴基斯坦、印度、朝鲜等问题上，美国媒体发现中国并不是制造问题的一方，而是解决问题的一方。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每一个国家实行直接民主并不一定使世界更加和谐。有一种观点认为，直接民主无论是在伊拉克还是在其他类似国家，也许可以自动实现，但这个过程可能长达上百年甚至是上千年。而现在，世界上存在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因此虽然中国还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相比中国可以提供的帮助而言，这些问题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所以我认为，世界对中国的看法将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有所变化。
记者：会有很多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习中国的和谐模式吗？
库恩：我想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特点和情况。发展中国家理想的发展模式，在我看来，应是一个良性的权威的政府，一个非常自信、非常聪明、非常精密且有相当高忠诚的权威性的政府。
幸运的是，经过30年改革，中国的官员真正感受到了责任和自豪：他们有责任建立一个伟大的国家。
在我看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国领导集体，十分关注如何才能保证当今中国的制度总能产生最好的领导，如何才能在保证最好领导的同时延续现有的制度。中国现在已经想出了很多很有创意的点子，强调制度的透明度。仔细分析你会发现，对于民主而言，透明度远比多党制更重要，因为在两党制和多党制体制下也会发生许多违法的事情。如果你只有一个党，但同时却有很高的政治透明度，那也很不错。
记者：在你的中国朋友中有年轻人吗？你对中国的年轻一代有什么样的印象？
库恩：我和我的伙伴在中国各地做访问时，我们总会拜访大学，也总会和学生互动。跟他们谈话很有意义，因为你会对年轻一代的想法有更直接的了解。我记得，有些学生批评我说了中国太多的好话，应该注意中国还有许多不足，然后他们会一一说到有哪些不足。这很好，我喜欢这样的意见。
让我印象深的还有一位学生，在我的讲座结束后，他当着两三百名学生的面，抱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我跟他说，既然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了你父母过去私下里都不敢说的话，足可见你的问题是有问题的。你说应该有更多的进步而却没有，但你公开、坦率地说出这些话的本身，足以证明中国的进步很大、很明显。(记者马明洁 黄冲 实习生 田栋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