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禁入”是对专业人士职业行为监管的国际惯例，即从事某个职业领域的人因犯下重大过错，从而取缔其继续从事该职业的资格，这就意味着剥夺了他在该领域的谋生权利，是相当严厉的职业惩罚。

　　近年来频频曝光的各银行案中，究其原因即监管防线的失守，尤其是本应肩负监督管理职责的主管领导失职不作为，无论是主观故意还是客观所致，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已成事实。按照以往的惩处惯性，如果只局限于对直接责任人的追究，而放弃对间接责任人的问责，就隐含了“选择性执法”的不平等——实际上，责任体系建设是一个相扣紧密的链条，间接责任人的默许与直接责任人的恣意妄为往往互为因果。

　　因此，“终身禁入”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法律问题，它指向两大层面：凡是能依法追究责任，就应处以“终身禁入”；所违反职责情节与造成后果相结合，必须坚持过罚相当原则。这一权利与义务对等原则，是贯穿于法治社会各个领域的普适性条款，因此笔者建议，公务员领域能否借鉴“终身禁入”。

　　这是因为，“终身禁入”恰恰击中了当下被诟病的“公务员问责后复出”现象的软肋。此前，已有专家学者从现行公务员管理体制，阐述了“公务员问责后复出”的虽不合理却合法。正如他们所指出的，应当全面整合《公务员法》《党纪处分条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要尽量减少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以及免职之类的象征性问责形式，更多地采用记过、降级、撤职乃至开除公职等处分手段，以强化问责的实际意义，并抬高被问责官员复出的门槛。公务员开除公职等同于“终身禁入”，如将其作为重大公共事件行政问责的强制性条款，或者延伸至根据责任程度，设立按不等年限限制其迅速复职、开除等层层递进的问责体系，从而避免公务员问责沦为形式。

　　公务员领域借鉴“终身禁入”实际已有先例，《重庆日报》4月9日就曾报道，重庆市高院院长钱锋称，将对利用审判权执行权索贿受贿、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等违法违纪法官实行“终身禁业”。法官“终身禁入”是对以往较为被动的问责思路及工作模式的拓展，其所表现出来的进取姿态和主动性，无疑是责任意识强化的结果。然而，对于一个更科学、更积极的工作模式的建成而言，在理念上凸显公共行政过程中的民众需求和感受，“终身禁入”在公务员考核领域的推广就尤为紧迫。(作者毕舸系媒体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