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银川6月1日电(记者艾福梅)今天一大早，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西夏区顾家桥小学六年级学生刘讨霞便匆匆忙忙出了家门。背上仍然背着书包，但里面装的却不是课本，而是爸爸妈妈为她准备的面包、零食和矿泉水。

　　今年的“六·一”儿童节可能是这个13岁小姑娘的最后一个儿童节，即将升入初中的她，一个月后就将参加“小升初”考试。她十分珍惜这次学校组织去附近的镇北堡西部影城参观旅游的机会。

　　“今天我什么都不管了，要疯玩一整天，不看任何书，不做作业。”刘讨霞笑着告诉记者，在这里，她看到很多历史文物，还了解到一些传统民俗，收获很多。

　　平常刘讨霞的学习生活并不轻松。每天除了在学校上课外，回家还要学习两三个小时。“有时候作业特别多，感觉特别累的时候就幻想要是没有考试就好了。”

　　刘讨霞的班主任、顾家桥小学六年级语文老师秦德华说，虽说现在每个小学生都能升入初中，可是初中有好坏之分，要想上好学校就得拼命学习。

　　“我班上就有家庭条件好的学生到城里去上补习班，学奥数、学英语，只为考个好初中，有个好起点，以后中考、高考能够更加顺利。”秦德华说。

　　同样是儿童节早上，位于北京市鲍家街的中央音乐学院办公楼前人满为患：背着沉甸甸乐器的考生和提着大包小包的家长，冒着36摄氏度高温排起“长龙”。

　　一年一度的暑期音乐水平考级报名于6月1日开始了。

　　据了解，每年中国各地参加业余音乐考级的人数超过10万人次，考生家长对考级的重视程度绝不亚于高考。

　　望子成龙的家长们，要么想让自己的孩子通过考级迈入专业院校大门深造，要么希望孩子获取“艺术特长生”身份以便高考加分。这样的期望客观上使本应体味快乐的音乐学习变成了孩子们沉重的课业负担。

　　这些就是生活在当代的中国儿童的苦恼。

　　激烈的社会竞争，海量的信息传播，使孩子们面临巨大的成长压力。许多孩子从背上书包那天起就开始了漫长的苦学之旅。

　　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国政府就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为中小学生“减负”。经过多年的推动，这些措施取得了一些效果，然而学生课业负担重的局面并未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一年级只上了一个学期，仅语文寒假作业让家长看了都发愁，学生共抄写生字4000字以上，每字又要写拼音，从头到尾大约一万字，够写一部短篇小说了。”这是一名从教40多年的退休老教师写给银川市教育局局长的一封信。

　　这封信加速了银川市“减负”的步伐。2009年春季开学前，银川市教育局出台了《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小学(幼儿园)办学行为的若干规定》，重申了中国教育部关于“学生家庭书面作业实行总量控制，小学一、二年级不留书面家庭作业”的规定。

　　然而，此规定经过媒体宣传后，家长与学校的反应却出乎银川市教育部门的期望。据宁夏相关部门的调查显示，九成家长、七成教师都反对这一规定。家长和老师担心这样的规定会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事实上，这样的观念正是中国中小学生减负推进缓慢的主要原因。银川市教育局局长张晓沛说，目前这种社会环境是长期形成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改变。“教育改革只能一步一步慢慢走。”

　　一些家长和老师坦言，如果应试教育的教学机制不变、传统的教学评估体系不变、高考的“指挥棒”不变，那么学生“减负”的各项政策、规定只能是“镜中花、水中月”，校内减负校外加压现象难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