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国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1403万，每8个城镇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在上海这样的务工农民聚集大城市，每3个儿童中就有一个是流动儿童；流动儿童中应接受义务教育的适龄儿童1126万，他们能否在城市平等接受义务教育、顺利融入城市文化，关乎社会和谐、教育公平

岳振江摄

　　京豫陈的过往

　　打工子弟学校以私人集资为主，政府财政拨款很难顾及到，学校没有财力保证其良好的硬件设备，也没有资金聘请和留住优秀教师。这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公平

　　京豫陈学校，是北京市大兴区的第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名很直白，就是“姓陈的河南人在北京办的学校”之意。从京豫陈学校的过往，可以捕捉到10多年来流动儿童义务教育政策的变迁。

　　陈者，陈复耀，在京从事建筑行业。他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从未进过学校。1996年，陈复耀的孩子和手下700多名进城务工农民的百多名随迁子女，到了上学年龄，当时还没有打工子弟学校，有一些公办小学可以接收这些孩子上学，但要收取借读费，每个学生4800元，打工子女没人上得起。陈复耀怕孩子们蹈自己的覆辙，决定办个学校。同年8月，京豫陈学校成立。办学之初，学校只招收陈复耀老家河南信阳籍的学生。开学第一个月招了186人，两个月后在校生达600多人。1997年，学校开始招收河南籍学生。

　　1995年以前，义务教育的制度核心是属地管理，即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主要由户籍所在地负责，经费按照户籍学生数下拨，流动儿童的义务教育被限制和忽视；1996年这一问题开始被重视，但只是在个别省市试点。在当时，京豫陈学校自然无法获得批准，一方面是制度上的障碍，另一方面，学校也确实达不到办学标准，只得非法存在。1999至2003年间，学校被迫搬了5次家。

　　2001年，为解决流动儿童义务教育问题，国家首次提出“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两为主”政策。京豫陈学校看见了光亮。2004年4月，在大兴区教委的支持下，这所存在了7年的学校终于获批。如今，这里的学生来自国内25个省区市。

　　陈复耀说，“我们的学校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的过程，从被限制、忽视到被承认、肯定，什么时候能得到鼓励和扶持就好了，那样我们一定会把学校办得更好。”

　　负责学校管理和教学工作的扶元继校长说，希望政府给民办学校生存的空间，这里起码能解决孩子上学问题，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学校承担了义务教育的责任，政府应该在经济上给予补偿，政策上给个明确说法。

　　说起出路，扶校长语出惊人：打工子弟学校的存在，是社会的一种悲哀，会误人子弟的。

　　尽管北京市和河南省的领导都曾到过京豫陈学校，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可自创办至今，这所学校一直艰难维系，如今更是进退两难。陈复耀整天为资金发愁，扶校长终日为改进教学条件和留住教师犯难。

　　《中国进城务工农民子女教育研究及数据库建设》课题首席主持人、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万明春院长说，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收费较低，不设身份、考试成绩等门槛，可随时插班、转学；使用全国大部分地区使用的人教版教材，确实已成为解决农民工随迁子女接受义务教育问题不可忽视的力量。但是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的教学硬件和软件无法与公办学校相比。因为这些学校以私人集资为主，国家和地方财政拨款很难顾及到，没有财力保证其良好的硬件设备，也没有资金聘请和留住优秀教师。

　　万明春院长说，从全国范围看，现在进城务工农民子女的教育任务，主要还是由民办学校甚至是未获准的民办学校在承担，这也表明“两为主”政策没有得到很好落实。

　　教育部中央教科所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吴霓认为，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最大的不足在于周边环境差、校内设施不齐全、学习氛围不好、教师素质有待提高，而且师资队伍不稳定。这影响了农民工子女接受教育的公平，政府应该加强管理和扶持，对其设立一个基本的办学标准，标准可以稍低于公办学校。应该明确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准许不同教育方式之间竞争。

陈霞的烦恼

　　现行政策规定，随迁子女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但因各地课改程度和教材存在较大差异，在城市所学的内容与原籍教学的内容难以衔接

　　万泉河中学，是北京市的一所公办初中校。这里80%的学生是在京务工农民子女。陈霞(化名)就是其中的一员。

　　初到北京时，陈霞的烦恼是就读公办学校难度大。因为家里租住的是没有正规产权的房屋，所以无法提供租房的完税证明；摆小摊儿卖菜的父母也提供不了务工证明。后来，找了熟人、交了借读费、又考了试，陈霞终于幸运地进入了一所不错的公办小学。她在那里参加了小升初毕业考试，考了全校第二名。但是让她记忆深刻的不是好成绩，而是与其他同学不同的毕业证，那上面多了一个大蓝章，写着刺眼的“借读生”三个字。

　　陈霞说，本地学籍的学生，不管成绩怎样，都有机会择校或者被派位到重点中学，我们就没有可能。

　　陈霞的妈妈执意要她考万泉河中学，说是本地生少，免得受冷落。陈霞在小学借读时，的确被同学嘲笑过衣着和口音。如今，已经上初二的她，正在为更大的事烦恼：在哪儿参加中考？

　　陈霞说：“如果老家承认这边的成绩，就在北京中考，如果不承认，只好离开父母独自回老家住校去了。妈妈特别希望我能在北京参加高考，她让我好好学习，说是要用优异的成绩感动学校，让校方留下我。可是我知道，奇迹不会发生。”

　　但是陈霞还是渴望有奇迹。她问记者：“义务教育会不会改成12年？那样我就可以在北京继续读书了吧？”

　　万明春院长说，进城务工农民随迁子女，在城里升学的愿望难以实现。因为现行政策规定，随迁子女在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后，必须回原籍升学。留城还是返乡就读，对于随迁子女的父母是个两难选择。而因各地课改程度和教材存在较大差异，在城市所学与原籍教学内容难以衔接，造成返乡农民工子女学业延误，严重影响孩子正常的升学和发展。

　　据“数据库”调查显示，随迁子女家长中42.4%的人希望孩子继续在流入地上高中；19.1%的人打算让孩子回老家上高中，15.8%的家长表示还不知道怎么办；还有9.7%的家长想让孩子上职业学校；另有一些家长打算让孩子初中毕业后，在本地打工；而让孩子毕业后回老家务农的家长，只有0.4%。

　　记者在万泉河中学的初三年级看到，每个教室里都有一些空的座位。

　　戴文胜校长告诉记者，现在是学生最少的时候，初三的学生走了许多，而且走的都是成绩好的学生。经常是班长走了，再选一个班长又走了。

　　戴校长说，我们的许多学生是在北京出生长大的，他们对老家是陌生的，甚至连那里的话都听不懂，要求他们回去生活和学习，他们恐怕很难适应，更何况还没有父母陪在身边。

　　戴校长一方面挂牵着学生，一方面惦记着老师。

　　戴校长说，判断一个学校或教师的优劣，希望不要只拿中考成绩做尺子，办学特色也应该作为标准。要给这里的老师一个正确、公正的评价。

　　万明春院长告诉记者，农民工子女大都学习成绩和学习习惯差，又缺乏家长的辅导，需要老师给予补课和付出更多的努力，但他们的考试成绩依然和城市的孩子有差距，而主管部门对老师的教学评估却和其他公办学校一样，导致学校对老师的评估激励很难。

　　万明春院长建议，对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就学的公办学校，应与其他公办学校区别对待，将随迁子女的教育情况作为学校和校长、老师的重要考核内容，作为他们职务、职称晋级的重要依据，以调动其积极性。

新公民的希望

　　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徐永光，南都公益基金会副理事长、秘书长。

　　徐永光认为，无论政府与市场，在满足农民工子女义务教育需求方面都存在失灵的现象，因此还有第三条路可走，就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民办学校。由南都公益基金会捐建的新公民学校，就是这样的性质。

　　徐永光说，流动儿童的入学需求与流入地学校利益间有潜在冲突。由政府全额拨款的非营利性公办学校，其自身没有额外的经费来承担流动儿童的就学成本，所以没有接收流动儿童的积极性。只有少数面临本市生源一再下滑的基础薄弱校，以及位于城乡结合部的公办学校，对招收流动儿童表现出较大热情，大多数公办中小学校都认为接收流动儿童存在很大困难。

　　徐永光介绍，流入地政府在落实“两为主”政策上的难度与具体体现，是公办学校设立的道道门槛。

　　首先是费用门槛：农民工子女在京就读，平均每年比当地学生多交856元；流动儿童的生活水准难以与城市儿童看齐，比如校服、午餐标准等。其次是身份门槛：北京的流动儿童需要5证(暂住证、务工证明、居住证、流出地无人监护证明、户口簿)俱全，然后再去办理“借读证”，手续繁复、办理有难度。还有管理门槛：如教材不一致、插班不易、设入学考试的要求等。最后是文化隔阂：在流动儿童较少的学校，流动儿童容易因为文化、生活习惯上的差异而受到歧视;而当流动儿童比例高于城市儿童时，又会导致城市儿童退出该校。

　　公办学校的一道道门槛，把流动儿童挡在校门之外。

　　徐永光认为，尽管民办打工子弟学校满足了许多流动儿童的上学需求，但是营利性是其发展的死结。

　　民办打工子弟学校绝大多数以非法形式存在。这些学校的营利动机抑制了教育需求，营利性和非法性阻碍了社会力量的参与；非法性和学校前途的不确定性又加深了办学者的短期行为，阻碍了对学校的再投入。

　　“四低”是这些学校运营的基本特征，即几十万元不等的低投入、每学期300—600元的低收费、老师每月700元的低薪水、最终导致低教育质量。

　　徐永光介绍说，政府与市场失灵，为新公民学校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学校定位为非营利、平民化、高质量，并以此撬动政府、企业和社会的支持与参与，探索和拓展“民办公助”的崭新教育空间。

　　非营利性是打破当前“四低”民办教育死结的突破点，同时也是引入社会参与，保障可持续发展的条件；平民性指以低收入农民工子女为服务对象，低收费，提供符合标准的中等硬件设施，以节俭硬件来换取优质软件；高质量指优质教学资源和符合农民工子女需求的办学理论与实践。

　　徐永光特别强调，政府支持是必要的。一方面，政府仍然应该担当义务教育的首要责任，通过公办学校尽量满足需求，另一方面就是支持新公民学校等民办学校的发展。据了解，新公民学校在北京已建立了3所。南都公益基金会表示，将用5至10年的时间，在全国捐建100所新公民学校。

　　蒲公英中学，是北京市第一所为打工子女开办的中学。与新公民学校一样，它是非营利性、公益性的平民学校。

　　郑洪校长说，要把接受合格义务教育的权利，还给农民工子女。郑洪校长认为，为穷孩子办教育，是否营利是个大问题。穷孩子的教育应该是公益性的，否则将达不到合格教育的要求。

　　吴霓主任说，国务院“基础教育改革发展决定”里谈到的“多渠道，采取多种方式解决”往往被忽略了，这就造成责任的缺失。责任的缺失关系到农民工子女就学问题的解决，提高到更高的高度上看，也是忽略了或者说轻视了民办教育在教育体系当中的重要地位。

　　吴霓主任认为，要辩证理解“两为主”政策。流入地公办学校为主是多形式的为主，不一定把农民工子女全部接入公办学校就是完全落实了“两为主”政策。由政府统筹和协调，并给予一定的扶持或者补贴，也是“两为主”政策非常重要的体现。(记者温素威邓晓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