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湖南省娄底市在今年5月发布了《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根据该规定，今后凡被给予免职处理的问责对象，即便经反省后安排了新岗位，其新任职务也必须低于原任职务。

　　我很赞赏这个规定，因为它以刚性和操作性强，杜绝了当前干部问责中的形式主义，也使干部能够真正感受到问责的压力。

　　按照党纪和公务员法的规定，免职本不是一种处分形式，它是有关党组织或干部管理机构对在工作和生活中存在问题的干部，免去其现任职务的一种处置手段。但也正是因为免职并非法定处分形式，它近年来逐渐异化为一种问责上的形式主义，有的时候甚至变成了蒙骗公众的障眼法。

　　比如，去年5月四川地震后全国哀悼日期间，山东省滨州市工商局长邵立勇组织公款旅游被免职，但随后又被任命为威海市工商局长。对此，山东省工商局相关负责人称不违反规定。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见，以至有媒体戏谑地评论说：“有一种免职叫官复原职。”从常理和事实来说，却让人难以接受。因为，被免职的官员，往往存在工作或生活上的严重问题，如果仅仅以一时的免职来搪塞责任，就有愚弄公众之嫌。

　　免职处理形式化，一方面源于其貌似处分——在部分不甚了解干部管理规定的民众看来，免职和撤职无异；另一方面源于问责的虚化，有关部门迫于舆论压力，给责任人以免职的“严肃处理”以平众怒。

　　从免职这一处理方式的源头来看，它本是干部管理机构在对干部作出正式处分之前，为了避免被处分人继续占据官位妨碍调查，或者继续为害而先作出的暂时决定。干部被免职之后，经调查程序，应当给予相应的处分，并且通常而言，正式的处分应当在撤职以上。

　　现在，一些免职不仅没有导致正式处分，反倒成了欺骗民众的摆设和包庇、纵容官员的方式，这就难免让民众心生不满。一面是民众和舆论对这种形式主义的痛批，一面是被免职官员毫无顾忌的复出——此种社会现实之下，湖南娄底的前述规定，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它明确规定干部被免职后只能降级使用，避免了免职的形式主义。(陈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