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搬迁的村民，恨不得将家里能搬的东西全部带走。

庙堂小学二年级，只有两个学生。

深山中的庙堂，山高坡陡路险。

　　“重庆第一穷乡”远去的身影

　　巫山·最后的庙堂（上 篇）

　　不久后，“庙堂乡”三个字，将从我市行政建制上永远消失。

　　2007年底，这个本不适宜人类生活的地方，开始生态扶贫整体搬迁。短短1年多，绝大多数人离开了这个“重庆第一穷乡”。

　　如今，全乡2308人，走了95%。除了留守的17名干部，只剩下135位村民。

　　那么，最后的庙堂乡，到底是什么样呢？

　　庙堂乡档案

　　庙堂乡，位于巫山县东北部，地处高寒山区，与湖北神农架接壤，平均海拔1735米，人称“重庆小西藏”。

　　全乡5个村，648户2308人，特困户402户，特困人口1642人，占全部人口的71.1%。全乡一共出了2名本科生，3名大专生，27名高中生，10名教师，2名医生。

　　庙堂山高坡陡，交通闭塞，幅员面积82平方公里，森林面积11万亩，仅有3000余亩陡坡耕地。村民大多在1000米至2400米的中高山上耕作。有金钱豹、香獐、金丝猴、娃娃鱼等保护动物和珍稀植物。

　　野猪“哼唧哼唧”每天来赶场，几十只乌鸦在灶台上走来走去

　　“快看，野猪！”5月21日傍晚，记者乘坐的越野车快到庙堂乡政府时，山坡上几头野猪闯进视线，顿时驱走大家连续两小时颠簸带来的疲倦。

　　临时充当司机的庙堂乡乡长龚道辉，索性将车停下来。“嘿!嘿!”大家用力吆喝，10多米外的野猪，却依然悠闲地迈着步子，“哼唧哼唧”，这里嗅嗅，那里拱拱。

　　“现在的庙堂，野猪比人多。”龚道辉说，自从村民大量搬出庙堂，这里就成了野生动物世界，经常有野猪招摇过市，成群的乌鸦飞来飞去，偶尔，还有猕猴跑到公路上学人走路。

　　在乡政府煮饭的杜德珍说，一次早起做饭，她发现几十只乌鸦在灶台走来走去，估计是找吃的。至于野猪，就更不稀奇了，每天晚上都到街上“赶场”。

　　当地村民对野猪早已见怪不怪，纷纷用鲜艳的彩条布将房屋和地围起来，防止野猪闯到家里。

　　龚道辉没有想到，短短一年多，绝大多数村民就“逃离”庙堂，野生动物成了这里的新主人。

　　其实，村民的“逃离”，早在意料之中。

　　庙堂乡党委书记向兴浩说，庙堂几乎没有平地，大多耕地在半山，四肢并用才能爬上去。无法浇水、施肥，只能春天站在高坡“天女散花”播种，然后坐等秋天收成。

　　这个离县城165公里的乡，1999年以前没有公路，出门只能步行。

　　1991年，新元村村民吴祖香左脚被毒蛇咬伤，无法抬出山医治，丈夫杨元忠只好在赤脚医生陶忠敏指导下，用锯子硬生生锯断妻子的伤腿……1999年，付出好几条生命的代价，山民终于在悬崖上抠出一条不足2米宽的天路。

　　公路通了，交通依然不顺畅。一下雨塌方，就无法通行。乡政府好几次接到通知，匆匆赶到县城开会，发现会已开了一个月。

　　公路通了10年，死了上百人。一旦公路上出车祸，大家都不会问“死了多少人”，而是直接问“车上有多少人”。

　　“交通靠走，通讯靠吼，治安靠狗”，基本是庙堂的写照。这里每年的财政收入不足2万元，一直是重庆最穷的乡镇。

　　2007年夏天，突发的山洪将庙堂来回冲刷了一遍，村民最贵重的固定资产——土坯房，化成一摊烂泥。巫山县县委书记管洪带队进山视察灾情，算了一笔账：给庙堂修好公路，加上水、电、气等配套设施，没有1.5亿根本拿不下来。

　　经过慎重果断抉择，一场浩大的迁徙就此拉开序幕。

　　祖祖辈辈生活在庙堂的村民，在摸底调查中，全乡2308人中，有99.3%的人愿意搬走，并在随后的一年多里匆匆离开。

　　他们清楚，只有走出大山，才能摆脱贫穷。

　　3层楼的希望小学，只剩35名学生，最少的班只有两人

　　珠海庙堂希望小学，3层楼的教学楼，是庙堂最豪华的建筑。但现在全校6个班只有35名学生，最多的一个班8人，最少的2人，被大家笑称为最富特色的“小班教学”。

　　5月22日上午10点半，学校正上第3节课。二年级教室，语文老师王安银正讲练习题。

　　“哪位小朋友会用‘一群’造句？”拿起花名册，正准备点学生答问题，王安银抬起头，才想起只剩两个学生了。刚答过问题的朱郡，又被王老师点名。

　　8岁的朱郡怯怯地起身，脱口而出：“以前班上有一群小朋友，现在……”话没说完，小朱郡眼眶就红了。

　　王安银怔了怔，没答话。在这呆了31年的老校长李德龙叹了口气，说，搬迁前，学校有240名学生，现在只剩下35名，下学期会更少。

　　下课铃响了，6年级的吴勇拿着一副乒乓球拍，带着同学曹仁辉冲到操场。性格活泼的吴勇说，以前，乒乓球台老是围满人，不容易占位置，“现在想打多久就打多久。”

　　离开学校的路上，三只流浪狗听到脚步声，从一间废弃的猪圈探出头来，冲记者拼命摇着尾巴，敢情它们也很久没见到人了。

　　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

　　“走，去街上转转，那里人多点。”乡文化站站长杨明提议。

　　杨明口中的“街”，其实是一段不足50米长的公路，房子只有10来幢。

　　庙堂除了政府工作人员，没城镇人口。平时，连个卖菜的都没有。农民吃不完的菜都喂猪，没卖东西的习惯，“地里的洋芋红薯，家家都有，卖给哪个？”秤在这里很罕见，政府的人偶尔买点山核桃和土鸡蛋，都是以个论。

　　后来，村民陆续在学校边稍平坦的地方修房子，卖点日用百货，逐渐形成庙堂的集市。最鼎盛时，有百货店、餐馆、旅馆。

　　“繁华”已如梦。街口的“石宝旅馆”大门紧闭，“三羚摩托”店卷帘门锁得严严实实，“正清餐馆”、“刘生副食店”铁锁当家，“庙堂移动营业厅”早已空空荡荡……

　　“毛昌虎日杂店”是庙堂唯一还在营业的小卖部，货架上，稀拉拉摆着两瓶保宁醋、几双解放鞋，还有少量方便面和纸。

　　“卖完这600块钱的东西，就不进货了。”毛昌虎说，最近1个月只有3个人来买东西，等到8月在两坪乡的新房弄好，他和家人也要搬出庙堂了。到那时，这里的人买东西就得骑5小时摩托到山外。

　　整理账本时，毛昌虎不由得叹了口气。想当初，当过村支书的他率先开门卖东西，靠这个小卖部，他家最早脱贫修起砖房。如今，就要离开这个生活了56年的地方，他心中有很多不舍。

　　没多少文化的王生寿说：“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同住乡场的李申元，很羡慕毛昌虎要搬了。

　　到底是搬还是不搬？这个问题，46岁、做了28年木匠的李申元还在纠结中。

　　如此犹豫不决，可不是李申元的风格。原来，2001年，李申元拿出所有积蓄，在场镇上盖起一栋两层小洋楼。这白砖镶嵌的墙面，在场镇上独领风骚。

　　花了七八万，新房才住几年，要他们一下子抛弃新房，真有点剜掉心头肉的感觉。李申元一家四口如果搬迁，每人补贴8000元，总共才3.2万元。这笔钱拿到山外，充其量只能租几年房子住。何况，为供女儿在上海读大学，他已欠下2万多元债。

　　李申元夫妇的确不想搬家。可村民都搬走后，他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

　　“难呐！”没搬走的135人里，60%都跟李申元差不多，投入一生积蓄加欠债在庙堂修了房子，舍不得抛下。剩下的40%，便是没法搬的孤寡老人和单身汉。

　　38岁的单身汉袁堂喜，和父亲相依为命。若搬出去，父子俩补贴总共1.6万元，根本买不到房子，加上无一技之长，到山外不知如何生存，“留在山里，种点庄稼，还能填饱肚子。大家都走了，我们留下来守山嘛。”

　　李申元还在犹豫。“再不作决定，到时想搬都找不到车了。”书记向兴浩提醒他。搬迁开始后，以前几辆人货兼用的车都已卖掉，庙堂乡最后的交通工具，就是李申林去年7月买的一辆解放牌微卡车，专门用于给村民搬家。眼看人越来越少，李申林也在谋划着卖车、搬家。

　　78岁的袁大连盼着儿子赶紧安顿好，接她和老伴出去。记者一行经过她家门口时，系着围裙的她颤巍巍地从厨房冲出来，拉着记者边说边笑个不停。她说，自己快憋坏了。

　　“没出息！”老伴王生寿最看不惯袁大连这样，只读过两册书的他，说了句很让人吃惊、很有文化的话：“这里的没落，代表着庙堂人新生活的开始！”

　　记者 张一叶 张水红 摄影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