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官员问责”成为社会公众和新闻媒体关注的热点。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更是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各地出台的相关行政问责法规受到群众欢迎，但在行政问责范围、标准和程序方面缺乏统一性、规范性，也引起了一定争议。
今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随着这一保证公共权力运行质量、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重大决策的出台，对党政领导干部的问责正在走向法制化。基层干部对此反响强烈，心态不一。
心态一：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问责制的出台，能够控制和监督领导干部从政过程及公共权力使用过程中的“不作为、作为不力、乱作为”，一些懒官、庸官不好当了。
一名县委书记告诉记者，一些乡镇干部对自己的提拔使用都有心理预期：从乡镇长干到乡镇书记，从小乡镇干到大乡镇，从大乡镇干到县城。他们到一个地方履新，任期一般是5年，但有的干部是“一年看、二年干、三年等着换”，真正花力气做事情只有中间一年，其他时间要么耗费掉了，要么跑官要官去了。即使干事的这一年，往往也是一些“短、平、快”的政绩工程，看起来立竿见影，实际上问题不少。真正对当地发展有益、属于打基础管长远的工作则无人问津。对这样的干部，以往缺乏约束的手段。
随着问责制的出台，基层干部普遍感到了压力。严格的问责制度很有必要，有利于增强干部的责任心、使命感、大局意识，有利于调动干部的工作积极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说，有的领导干部因为到了年龄界限提拔无望，工作热情消退，抱着“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心态，出工不出力，整天混日子。有的干部为了提拔一味当老好人，开展工作以不得罪人为目标，遇到难题就躲、出了问题就推、有了荣誉就抢。
还有的干部一心只想当“太平官”，碰到群众反映的复杂问题或者接到上级布置的工作难题，不是想方设法如何迎难而上、化解矛盾，而是“拖”字当头，只要拖过自己任期就行，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只等把“烫手的山芋”留给下一任。对上述这样的干部，过去并没有太好的管理办法。问责制的出台提供了对症下药的思路。
心态二：希望问责时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
近年来，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有的没过多久又异地复出，有的甚至得到重用，这引发了社会和媒体的热议。基层一些干部认为，对犯了错误的官员，组织上提供改过自新的机会无可厚非，但是如果官员“处分一次、提拔一次”，不仅使问责制流于形式，而且容易使党委、政府丧失公信力。
在一些重大公共事件中，被问责的官员无论是勒令辞职还是引咎辞职，要想重新获得社会公众的信任很难。对这批官员的重新使用应当慎重。否则，问责制对那些政治意识淡薄、社会责任心不强的官员就没有威慑力，容易失去其严肃性。
基层一名组织部长告诉记者，在问责制中有几个问题很关键：多大的事情才叫责任？谁来判断责任？以什么标准来判断？事实上，一个领导干部被问责，不管是职位、职级还是岗位调整，决定权都在上级。也就是说，问责制是“上级对下级”的问责。
从制度设计分析，如果没有第三方的客观评价，问责制存在流于形式的可能。比如，一些重大的捂不住的公共事件相关领导易被问责，而日常工作中违规失职造成损失难被问责。还有，一些被媒体曝光的问题常被问责，没有形成舆论热点的则不会被问责。
据媒体报道，重庆市曾试图制订《重庆市政府信用管理办法》，规范政府、干部的诚信形象。但在推进过程中，遭到行政法专家的质疑。因为这一管理办法的制定者是政府，管理和评价的仍然是政府，作出结论的还是政府。这一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行为，极易使信用管理办法形同虚设。
心态三：“当副”也不轻松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过去干部队伍中流传着“当官要当副、不要当常务”的顺口溜，意思是做官的话当副职轻松，不用承担太多责任和压力；在副职中不要当常务，因为常务的工作量大。
随着问责制的推行，基层一些分管安全生产、环境保护、食品安全、信访等领域的副职，感到如履薄冰，仿佛坐在火山口上，不知道哪天要出事，完全没有了过去“当官要当副”的轻松。
某经济欠发达地区一名分管环保工作的副县长说，地方为了发展经济，难免会上一些有污染的项目。作为分管领导，理论上权力和责任都是我的，可实际上只有责任，没有权力。试想一下，县里花大力气招商引资进来的项目，我能否决吗？我敢否决吗？可一旦出了问题，板子首先打到我身上。这种权力与责任不对等情况下的问责制如何落到实处？如何体现公平？这都需要进一步完善。
某地一名分管安全生产的副县长说，一些朋友很替我担心，他们说我分管的领域出事是正常的，不出事才反常。作为一名干部，我知道应当尽全力把分管的工作做好。不过压力确实很大，有时候晚上睡觉都不踏实。
心态四：怕担责尽量“大事化小”
基层一些干部反映，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一些群死群伤、安全生产、群体性事件等重大责任事件难以隐瞒。基层想捂也捂不住，又怕担责任，只好进行“技术性处理”，把责任认定尽量降低，把社会影响尽量淡化。
比如，某地发生一起群众集体到政府上访事件，明明有数百人到场，可当地有关部门向上报送的材料却轻描淡写，说只有数十人。又比如，有的地方、部门在特大事故和重大事故的认定之间玩数字游戏，明明事故中的死亡人数达到了特大事故的界定，可当地却有意将死亡人数压缩在重大事故范围内，其他统统划归“受伤人员范畴”。之后，再有人员伤亡，都属于在医院因抢救无效死亡。
有的干部认为，问责制应当进一步细化，便于操作。同时，要积极发挥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的监督作用，从而还原重大责任事件的本来面貌。只有把公共权力摊在阳光下，公共政策的决策和执行民主透明，官员才不敢懈怠，进行“技术性造假”的空间才有可能被压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