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阶段，我们要做的是“控烟”，而非彻底“禁烟”。烟草毕竟不是毒品，若以任何简单的方式予以禁绝，不仅难以服众，且难与一个文明社会的公共管理追求相符。
●能否提高“VIP烟民”的健康素养、公德意识、自律意识，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将会是中国控烟征程上最难攻克却又最应攻克的一座堡垒。
●主持人：本报记者柳 森
●嘉宾：郑也夫(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柳森：日前，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宣布调整烟类产品的消费税后，引起了广大公众的关注。无论是吸烟者还是不吸烟者都会问这样一个问题：这会对控烟带来何种影响？对此，您怎么看？
郑也夫：我认为涨价很难收到控烟的效果。原因是，中国的国情比较特殊，我们的烟民分三六九等，一等烟民抽最好的烟，基本上不花钱。有些地方开年度生活会，不少人总结这一年在廉政生活方面的得失时会说，这一年自己总体来说非常自律，如果说有什么小过失的话，那就是别人送点烟我接受了。言下之意就是，接受香烟礼物是一个可以拿得出来的“缺点”。所以，我觉得提价对于这部分人可能带来的影响非常有限。而可以预见的是，受此次提高消费税影响最大的还是普通烟民。
柳森：看来，对于控烟这样一项涉及普罗大众广泛利益的事业，提高消费税是可行措施之一，但一定不能是唯一的抓手或者说被赋予过多权重的举措。要真正推动控烟事业在中国的发展，还须对症下药。
郑也夫：的确如此。任何一个公共管理者要在控烟问题上有所作为，首先应该考虑的就是公民的权利。而在戒烟问题上，公民可分为两个群体：抽烟的人、不抽烟的人。在戒烟问题上，我们应充分考虑到这两类群体的不同诉求。而只要这个诉求是适当的，都应该得到尊重。
首先，有些公民不抽烟，就不该被动地吸二手烟，他们的健康权益应该得到保护，这是毋庸置疑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在公共场合禁烟，就是在保护不抽烟的人的利益。所以，这个禁令应该尽量保证其强有力的执行。
接下来要说到抽烟的人了。我们也应该问一下抽烟的人究竟有没有权利？我觉得，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权利的。如果抽烟的人在自己的空间抽烟，没有损害别人的健康，那么，他有没有这样的权利？答复是肯定的。于是，一定有人会说，抽烟不是损害自身的健康么？既然如此，为什么我们还要同意这样的权利呢？我想说的是，即使是损害健康，他们却仍然有这样的权利。如果一个公民愿意付出健康的代价来追求某种乐趣或者说生活方式，只要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它就是正当的，也就是需要他者去尊重的一种个人选择。
实际上，我们要做的也是“控烟”，而非彻底“禁烟”。烟草毕竟不是毒品，若以任何简单的方式予以禁绝，不仅难以服众，且难与一个文明社会的公共管理追求相符。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吸烟的尊重不吸烟的，不吸烟的尊重吸烟的，这才是一种文明的体现。在一个和谐的社会中，人们应该互相尊重彼此之间的合法正当权利。
柳森：这几年，世界各国在公共场所的禁烟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毕竟一项禁烟举措能否成功还是要立足于本国国情。在您看来，我国在公共场合禁烟的难点在哪儿？
郑也夫：我个人认为，中国禁烟进程能否顺利推动，“VIP烟民”是最关键的一个群体。举例来说，在单位、公司的会场上，如果有领导、老板吞云吐雾，这里的公共空间还能禁烟吗？而在一些餐馆里，有权势的人又大多会被餐馆的经理奉为座上宾，没准还会给人点烟呢。只要是“识大体”的服务业从业者，断然不会因为吸烟这种“小问题”得罪VIP人士。但是，只要有这些现象存在，就会把公共场合的禁烟氛围破坏了。因此，能否提高“VIP烟民”的健康素养、公德意识、自律意识，从而在整个社会上形成一定的示范效应，将会是中国控烟征程上最难攻克却又最应攻克的一座堡垒。
在此基础上，如果我国希望在公共场合禁烟方面有所作为，一来，应该有一批高素质的检查者、监督者。二则，应该加大执法力度，包括可以用一些技术手段，比如在会议室里、餐馆中安装抽烟报警器等。毕竟，公共场所禁烟不仅是单位、公司应该严格执行的自律行为，也是一个事关全体公众利益的公共管理议题。凡是有公共场合的地方，报警器响了就应依法追究。此外，餐馆等消费场所应严格执行对吸烟区和非吸烟区的设置及配套服务。只有社会各界形成合力，公共场合控烟才不至于沦为一场纸上谈兵。
柳森：既然吸烟危害那么大，除了在公共空间维护良好的秩序之外，我们还能否有其他作为呢？
郑也夫：另一个重要的着力点就是加强宣传的力度。首先，就是要利用每一个传媒平台、渠道，定期公布权威统计数据，让公众知道吸烟对于健康本身的巨大危害，提倡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其次，要充分利用好烟盒这个最有效也最直接的“媒介”。
国际经验大多认为，烟盒上的警示性图片是控制烟草流行最有效的手段之一，效果要好于传统的健康教育。在国外的香烟包装盒上，大多印着令人触目惊心的黑牙、烂肺等醒目图片，且必须在烟盒上占到一定面积，警示作用非常强。但相较而言，尽管我国已加入《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三年有余，并在近年来开始改革国内现有卷烟的包装标识系统，但就目前的执行情况来看，仍没有达到《公约》的要求。这需要有关管理部门，尤其是国内卷烟厂商引起重视。
柳森：如今，但凡聊到控烟的话题，常有人会把“烟文化”在我国社会交往中扮演的作用拿出来说事儿，称此为中国控烟难度最大的“拦路虎”之一。对此，您认同么？
郑也夫：我不是很认同。且不说卷烟是舶来品，还不足以提到“社会软文化”的层面来讨论。最关键的是，假设你要交友、要向你的朋友表达关怀，加固对方有害自身健康的不良习惯总是不对的。对于这样一种“社交观”，我们一定要从根本上予以革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