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济宁市公安局实行违禁问题“零报告”制度。从7月10日开始，每位民警下午上班后都要签注“今天中午我未饮酒”字样( 7月13日《齐鲁晚报》)

　　济宁市公安局的“零报告”制度虽然“严禁迟报、虚报、漏报、瞒报”，但对违规民警的处罚与公安部五条禁令并无二致。既然签字否认错误，不会遭遇更重的处罚，民警当然不会承认错误。倘若签字承认了错误，是否就会免于处罚呢？这岂不是公然违背《五条禁令》。由是观之，“零报告”制度实在画蛇添足。

　　这些年，各地各部门的各种通知与“禁令”层出不穷，却似乎未有多大成效。比如教育部通知中小学“不允许集体补课”，记者调查发现，“禁补令”下各地补课风依然盛行，只是校内转向校外，由集中变为分散罢了(7月13日中广网)。早有专家指出，各种“禁令”的泛滥成灾只会消解了原有法律法规的威慑力。遗憾的是，这样的“禁令”还在出现。

　　“我们的党员干部决不能当‘二传手’，要做‘扣球手’，不折不扣地抓好落实，不拖延、不变通、不走样，使党的各项政策真正落到实处、惠及人民”，湖南省委书记张春贤近日说(7月13日《人民日报》)。各种通知与“禁令”的层出不穷，说明确实有很多政府部门在做“二传手”：这些政府部门并未真正落实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只是以各种各样的通知将政策与“禁令”传递了下去——这恐怕便是各种“禁令”之所以乏力的根本原因。 (湖北南望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