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12日，武汉市某经济适用房小区公开摇号，结果摇中6个连号。经查，6人申请材料系造假，“六连号”事件的背后隐藏着权钱交易。为此，包括市国土局副局长朱志强在内的五名公务员因渎职、失职受到处理。武汉市长阮成发前日论及此事和出租车套牌事件，坦言“这就是丑闻，是政府的丑闻”。他承诺借助反省的时机改革体制，简政放权，打造法治政府和阳光政府。

　　武汉市长的表态证明了两点:一是政府绝非完美的行政体，它也会犯错，从应有的行政道德感来评判，不需要讳言政府的丑闻；二是政府丑闻的背后深藏着权力的阴谋，也就是丑闻产生的机理相当简单，一点都不复杂。市长的许诺引人遐想，既然权力寻租的冲动始终存在，建设法治政府既是钳制它的手段，更是杜绝它的终极目标。只是，理想的政府形态如何才能变为现实？

　　经济适用房就像许多其他的政府行为，政策的出发点莫不是以民生为重，可在执行过程中往往走上歧路，为公权和金钱供应旺盛的交易机会。正因为充斥着显而易见的弊端，呼吁取消经适房政策的呼声很高。问题是，不管是经适房还是别的决策，政府部门对于修正公共政策的热情并不高，更不要说终止它。如此，武汉“六连号”事件更像是偶然暴露的，它的源头未被真正重视过。

　　权力寻租的形式可以是各种各样的，公众根据自身的经验就能轻易体会到。只要有攫取利益的空间，就有一系列权钱的操控。权力的阴谋或阳谋逐利而行，人们对此习焉不察，既痛恨又无奈。关键是，大众被隔离在权力监督之外，坐视权力舞弊营私，不能呵斥更无法制止。很难说仅仅是个别部门的个别人在滥权，那些政府丑闻可以变换时间、地点和样式，不放过任何滋长的土壤。

　　武汉市长用“政府丑闻”来形容“六连号”事件，即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这让人觉得大众很容易满足，将仅仅属于措辞上的变化也当作收获。市长也说到体制改革、整肃官员作风等等，这非常符合人们对消除丑闻的心理期待，不过，公众更期待有相关的可执行路线图及时间表。知易行难，在权力现实与理想境界之间，有着需要填充的漫长空白。

　　权力制衡的方式方法已被反复论述，在已有的权力结构下，比如杜绝类似“六连号”丑闻，可以想到的不过是或内或外的监督，再想深入一步，那就是权力遮蔽了太多本应独立发挥影响力的领域:人大监督有待迈出实质步伐，社会监督需要成长，权利希望法治伸张为其护卫。

　　在每一次公众关注的涉及公权力腐败事件曝光之后，彻底清理权力腐败就要仔细厘清和切割权力的构成，剥离阴暗面，切断权力供血的畸形脐带。这是一项全面的事业，权力的自觉反思只是其中一部分，更大的比例寄望于公民不畏惧和社会不溃败。只有这样，权力才会被限定在有限领域内，它的丑闻才是可防可控，总之是可被回击的。

　　因此，说到武汉这一丑闻，更推及其他种类的权力腐败，根子在权力内部，重点在权力之外的公民社会建设。无论是法治政府还是阳光政府，政府都是处于主导地位，引领改革进程。然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政府不能以自我为中心实现全盘净化，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已经为此付出了代价。不讳言政府丑闻，只是迈出很小的一步，要重新获得公众信任，必须面对真正的民主问责。是时候改变了，这是权力自我修复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