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中国文物鉴定界的前辈们成了中国拍卖市场的把关人。上图即是当年徐邦达、王世襄、刘九庵、杨伯达在鉴定中。如今，此情此景已然不再了，中国书画鉴定处在青黄不接阶段。

　　2005年12月11日,苏女士在北京一次拍卖会上拍得署名“吴冠中”的油画《池塘》。2008年7月1日，吴冠中在其上写下“这画非我所作，系伪作”。苏女士以此为据，将拍卖公司和卖家告上法庭。此案正在审理中。

　　近年来，随着市场的火爆，书画鉴定纠纷和官司此起彼伏，鉴定的话语权从以往鉴定专家“一言堂”的格局中挣脱出来，各方人士各就其位，各执己见，众多书画官司在鉴定的裁决上卡壳，鉴定成为书画市场的软肋。人们不禁质疑：书画鉴定到底由谁来做？谁说了算？

　　几张大嘴什么都说

　　古代书画的鉴定有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和各大博物馆的专家，现当代书画的鉴定则政出多门,几张大嘴都在说。

　　鉴定家在说。古往今来，鉴定家因为对于书画具有丰富的鉴定经验和敏锐的鉴别眼力，为世人所信服。不过，鉴定家之间有时也会在作品的真伪、年代问题上产生分歧。1995年，张大千的《仿石溪山水图》在某拍卖会以111万元成交，其上有鉴定家谢稚柳的肯定意见。后来，收藏者找到鉴定家徐邦达和史树青鉴定，两位均表示此画是伪作。最后，这场南北鉴定界的“真伪之争”以画芯被人替换而了结。

　　史论家在说。2005年，“黎雄才、关山月作品展”被关、黎两家后人认定“无一真品”之后，岭南画派纪念馆、广州美院的专家随后对作品进行了鉴定，认定为伪作。过了一些日子，展览主办方又让北京的专家鉴定，得到的是“真迹”的结论。

　　书画家在说。大多数人认为作者对自己的作品鉴定最具权威性，因此，藏家将买回来的作品请作者过目是常有的事。面对鱼龙混杂的市场，许多书画家也奋起“打假”。因作者指定署名作品系伪作而引发的官司时有发生。

　　书画家眷属在说。书画家过世了，人们常常求助于其家属后人，后者中的许多人也自觉承担起鉴定真伪的责任，由此引起的书画鉴定纠纷也不在少数。2000年，在上海展出一批被称作傅抱石金刚坡时期的作品，被傅抱石之子傅二石指认为伪作。2002年3月石鲁夫人邀请石鲁朋友、同学、学生及长期研究石鲁的专家等，对河南出现的一批“石鲁遗作”进行鉴别，与会者基本认定“均系假作”，石鲁家人遂通过媒体发表“打假声明”。

　　书画家的友人、弟子在说。现当代书画家的作品请友人、弟子鉴定真伪也是常见之事。参加拍卖的一些作品上，经常看到一些艺术家友人、弟子的题跋。这些题跋如果出自名人之手，会增加作品的含金量，因此，有些作伪者不仅伪造原作，还仿制其友人与弟子的题跋。由此而引发的诉讼也不少见。

　　此外，拍卖公司、画廊等经营单位和一些美术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民间的各种鉴定机构也在说……各种名目的鉴定大行其道，一张张大嘴，惊人之语时出，质疑之声四起，书画鉴定怎一个乱字了得？

　　从专业角度看，各方对于书画作品的鉴定是成立的，但也可能是片面的。现当代书画家多应酬之作，无疑会造成作者、家人、弟子在判断上的迟疑或错误。鉴定家也不是万能的。在波澜壮阔的书画鉴定海洋中，每一位鉴定家都有各自擅长的领域，谁也不可能成为“通才”。可是，一些鉴定家、史论家在鉴定时，常常越界跑马，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

　　那双小手在那儿紧捞

　　在一张张大嘴吞吐天地、指点江山之时，人们分明看到有一双小手在书画鉴定体系的漏洞和黑洞里紧捞。

　　漏洞在于法律法规的不完善。迄今为止，国家没有设立权威的书画司法鉴定机构，没有法律法规为书画打假提供有效的手段，而什么人或者什么机构具备鉴定真伪的资格、什么部门的鉴定会成为法律采信的证据，都没有明确的条文规定。据曾经打赢书画真伪官司的画家史国良叙述，第一次开庭，焦点集中在画作到底是不是假画上。作为原告的史国良要求进行鉴定并列举了中央美院、北京画院等多家重要美术机构。但是法院认为，上述机构的鉴定结果不能作为司法依据，如果要鉴定，应该去版权中心、笔迹鉴定中心等单位，但是法院提供的几家机构都不愿对画作进行鉴定。

　　漏洞在于权威的缺失。从前，古代书画的鉴定，业界一致认可“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的主要成员。这些年，其中一些人过世，一些人年事太高，而后继者不足，以致当今书画鉴定人才匮乏，整体水准直线下跌。此外，现当代书画本身纷繁复杂，画家众多，绝大多数个人、流派的书画鉴定研究尚未全面展开，具有权威性的书画鉴定家尚未出现。说来，因为现当代书画的鉴定难度相对比古代书画容易，人证、物证相对较多，所以现在到处都是权威，也就没有了权威。

　　漏洞不补，便成了“黑洞”。

　　这黑洞就在于有偿鉴定的泛滥。市场的火爆使现当代书画作伪之风猖獗，作伪手段、技术层出不穷，于是，一些人开始以“专家”的身份浑水摸鱼——出具与一定数额金钱相应的“鉴定证书”，收取“鉴定”费用。各种各样的“鉴定机构”和“鉴定专家”大量出现，鉴定证书满天飞。中国美术馆研究员陈履生指出，以“中国”为字头的机构出具的“鉴定证书”，理应有着基本的面对学术和市场的严肃性，但是情况并非如此。现在一些博物馆或其他一些国家级的单位，正在以这种国家级的名义进行“鉴定”或出具“鉴定证书”，为赝品的流通保驾护航。同时，也有人把“国家级”的鉴定证书也伪造出来了，真伪难辨。

　　一双小手凭借一张什么都说的大嘴，贪婪地捞取着地位、名誉、利益……书画鉴定体系和书画市场秩序越来越混乱。

　　乱局的整理需要法律的约束和支持，需要科学的书画鉴定体系的建立。新中国成立以来，书画鉴定方法从旧时主要依据个人实践经验的感性认知，逐渐向讲求方法和理性认识的专业学问演变。80年代，书画鉴定界出现了将科技手段运用于书画鉴定的趋向，目前书画鉴定逐渐倾向于“目鉴为主，科技为辅”的思路，利用现代技术建立一个现当代名家名画档案数据库、加大现代科技在书画鉴定中的运用呼声渐起。但数据库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传统鉴定方法如何更好地利用和发展仍是书画鉴定的主要问题。

　　乱局的整理更需行业自律。“说真话得罪人，说假话害死人，乱说话气死人，不说话难为人。”一位藏家这样打趣鉴定界的现状。鉴定家的地位和权威是在书画交易的实践中逐渐树立起来，要想让“鉴定家”回到应有的位置，发出权威的声音，只有把艺术家的著作权、收藏家的知情权、鉴定家的话语权放在首位；只有对待一件书画作品，慎言谨题，细心求证，去伪存真，善于修正自己的认识和“服输”，才能逐渐扭转现当代书画鉴定这种“群龙无首，诸侯割据”的无序状态，才能还书画艺术一个高雅纯正的境界。(记者徐红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