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民企，被称为“自由企业”，它们的经营活动不受政府干涉，在市场的风雨中优胜劣汰。绍兴市指派官员长驻民企，目的是很明确的，就是掌握民企经营状况，对民企实施“监控”。按照绍兴有关方面的解释，民企关涉就业和银行贷款，一旦“出事”，政府就得出钱出力“救火”，累及公众利益。与其事后被动介入，不如提前严格“监管”。

　　优胜劣汰是市场法则，一些民企创立、壮大，一些民企衰败、垮掉，都是正常不过的事。大中型民企承载着大量就业和政府税收，如果垮掉，社会影响巨大。但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一些民企正由于政府过度的干预和引导，发展扩张过快，外部看来光鲜，内部却危机四伏。

　　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政府扶持民企都是害民企，但必须明确，政府在处理与企业特别民营企业的关系上，理应有自己的边界，扶持可以是政策上的，也可以是环境上的，公共服务上的，而过度的外部干预，甚至直接介入企业的生产经营，效果可能与善良愿望背道而驰。这里所谓外部干预，排除了合理合法的政府监管，因为监管是市场秩序的信托。从报道来看，绍兴对民企的监管困境，根本需要改善的是让政府目前的监管体系发挥效能，而非把政府之手无限伸向企业。

　　还有一个问题是，有没有一种“针对国企监管的有效办法”？据绍兴官员分析，国企有一套相对严格的审计、内控体系，重大决策都经过多级论证。但浙江当代经济发展史，是一部民企淘汰国企的历史。国企的垮掉，部分原因就是政府的“严格监控”，使国企失去活力、效率低下。这种监控，可以控制企业，却难以给企业带来竞争力。

　　把政府官员派到民企，可以了解民企的经营状况，政府可以及时进行风险预警。由于“助企指导员”居中沟通，政府可能帮民企解决一些问题。但在这个帮助与被帮助的过程中，“助企指导员”与民企会不会发展出利益输送关系，从而破坏市场秩序，这本身就是巨大的市场风险。

　　政府监管企业，目的在于让企业守法经营，依法纳税，这是一个市场秩序生成的过程。我国政府对企业的监管，由于经验不足、手段落后，现在实际上严重不足。加强监管，不是派员进入民企指手画脚，使民企丧失自由企业的自我。加强监管，只能由有权机关依照法律，以产品标准、质量和资本流量等为依据，从外部实施监督。

　　发展市场经济，就必须回归市场的常识，让企业的归企业，政府的归政府。政府是规则的守护者，企业是自主经营的主体，两者角色分际不容模糊。民企因为自主经营，而给社会带来风险，这只是一种可能性。政府不能守束在应有边界，过度涉入企业经营活动，影响市场经济活力，却带有必然性。(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