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李祖中，1940年生，安徽省肥西县小井庄村农民，曾担任过村干部，先后带头参与了上世纪60年代的“三自一包”(指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和包产到户)和70年代末的“大包干”。他讲述了那场仅仅维持了半年多，但让农民们欢欣鼓舞、永难忘记的“三自一包”过程。
天灾人祸
1959年～1961年时，我20岁左右，正是饭量大的时候。但那时农民自家不准开伙，更没有一粒存粮，食堂的粮食又不够吃，经常饿得头昏眼花，一步都走不动。村里面很多人饿得扶着墙走，有的人扶不住，趴下来就死了。
我们一家七口人，父母生了五个孩子，我是老大。一家人挤在一间毛草房里，仅有的一张床上只有一床烂被絮，垫的就是稻草。为了养活弟弟、妹妹，我和父亲一到冬天就外出要饭，到过蚌埠、芜湖，为了一口饭常常顾不上一点尊严。我们父子俩一般年前带点米赶回来，一家人偷偷烧点稀饭，就着野菜过年。1961年的时候，原来百余人的小井庄生产队，有饿死的、有逃荒的、还有长年外出流浪的，就剩下50多人了。
农民们都想种地呀！但是瞎指挥、浮夸风人为地造成了土地荒芜。适合种水稻的上好水田，非要命令种棉花；适合种棉花的干地，又指挥种麻；眼看麻长势很好，又来了新命令，让拔掉种水稻。折腾来折腾去，加上旱灾，收成很差。地方干部却不切实际地乱报亩产，1000斤、1200斤……，上面根据上报数据把粮食都收走了，所剩无几。农民无权发言，也不敢发言，怕戴帽子、挨批斗，只能干着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