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8月15日电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扩大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从中央到县级的负责干部共七千多人参加会议，人们习惯地称为“七千人大会”。这是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与会人员“集体在北京过一个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在肯定成就的基础上分析了“大跃进”以来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指出“首先要负责的是中央”。毛泽东带头作了自我批评，他说：“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周恩来、邓小平也分别讲话，代表国务院、中央书记处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对统一全党思想、推动全面调整起了积极作用。

　　“七千人大会”结束后，在刘少奇和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直接领导下，中共中央于2月和5月相继召开西楼会议、五月会议，进一步正视和分析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形势。刘少奇指出：现在处于恢复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陈云担任重新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提出了克服困难的主张。周恩来将陈云的意见概括为一副对联：上联是“先抓吃穿用”，下联是“实现农轻重”，横批是“综合平衡”。

　　在认识比较统一的基础上，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的调整：大力精简职工，减少城市人口；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停建缓建大批基本建设项目；缩短工业战线，实行必要的关、停、并、转；进一步从人力物力财力各方面加强和支援农业战线，加强农村基层的领导力量。值得一提的是，从1961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广大职工、干部、城镇居民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舍小家、为大家”，表现了很高的觉悟，使这一工作得以顺利进行。周恩来曾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

　　从1961年起，安徽等地探索实行了各种形式的农业生产责任制，受到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的欢迎。刘少奇、陈云、邓小平及邓子恢等表示支持这种做法。邓小平形象地予以肯定：不管是黄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

　　同经济调整相配合，党对社会政治关系、知识分子政策、科学教育文化政策也作了进一步调整。为“反右倾”运动中被错误批判的大多数同志进行了甄别平反，给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摘掉了帽子，还检查纠正了在统战和民族工作中的错误。1962年3月，周恩来在广州对全国科学工作、戏剧创作等会议的代表作了《论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肯定我国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已经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陈毅宣布给广大知识分子“脱帽”“加冕”。

　　调整工作在短期内取得明显效果。到1962年底，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为进一步扭转局面，中央决定从1963年起，再用三年的时间继续调整。在调整中，还进行了一些经济体制改革的试验，在工业交通部门试办托拉斯和进行两种劳动制度、教育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成效。到1965年，原定的各项调整任务胜利完成，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出现欣欣向荣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