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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王聿之送给陈彗心一本《中国青年修养》,并在书中夹入了他人生的第一封情书,信中这样写道:“陈彗心同志,我们都是新中国的青年,我们都要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我们现在作为知识青年,要在农村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 正是这样一封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啼笑皆非的情书,让两人结缘。因为生产队相隔几十里山路,所以他们主要靠书信联系。“每一次来信,他都会告诉我那边又放了什么革命电影,其中又有什么好听的插曲,然后抄来曲谱让我学唱。”陈彗心说。 1977年,陈彗心被招工回城,进入遵义市一家工厂做工,王聿之则留在郑场镇成为一名小学老师。全国恢复高考后,两人又经过努力,双双步入大学之门,但这一次依然是分隔两地,一个在贵州,一个在山东。“我们那时候的远距离恋爱谈得很辛苦,没有电话,更没有手机,唯一的联系方式,就是写信。”陈彗心说。在读大学的几年里,他们几乎每周一信,一封信常常要半个月才能收到。 “再看我女儿这一代年轻人谈恋爱,看电影、烛光晚餐、背包旅行……花样可多了。什么时候都可以发短信、打电话,还可以网上视频聊天,远在国外都像面对面似的。”陈彗心感叹道,“我们那时候只有放假了才能见一面,坐火车要几天几夜。” 1983年,经过艰难的工作调动,王聿之和陈彗心终于都在遵义市找到了工作,结束了“爱情长跑”,步入了婚姻殿堂。如今,当年的几百封书信仍被陈彗心存放在书橱里。“这一封封发黄的情书,不仅记录着我俩的爱情,还记录着我们那一代青年的梦。”陈彗心说。 来源:
新华网
作者:
编辑:
陈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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