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乔晓阳二十八日下午在北京表示：加强社会领域立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将成为今后立法的重点。(《中国新闻网》8月29日)

　　由改革开放推动，社会的发展与转型日益深入，而公平正义问题也突显出来，以至于十七大明确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问题。法律是调整社会和个人行为的最有力规范，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列为今后国家立法的重点，意义十分重大。但立法能否从根本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着力点的选择还是关键。

　　我国是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可以说，我们国家的法律和各项制度，从来就不缺少公平正义的内涵和外在要求，各项法律制度如果都能得到不折不扣的实施，社会公平正义本来就能得到相当程度的保障。因此，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侧重点，可能还不在于公平正义内容上的锦上添花，而在于法律制度执行力上的雪中送炭。

　　因而，立法应更多地关注现有法律制度的执行力问题。执行力不够强的法律和制度，虽不说完全是一纸空文，但其威慑力、约束力、教化力都面临挑战。就拿危害社会公平正义最为突出的腐败问题来说，建国初期，甚至在改革开放以前，反腐防腐的法律和制度与当下相比少之又少，但就是那些简约的党纪国法，却相当管用，因为其执行力够强大。时下反腐防腐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相关法律制度的执行力必须跟上。

　　法律制度的执行力，来自执行的监督力。因此，立法应重点关注法律制度实施中的监督问题。监督得好，就是法律制度本身存在一些细小的缺失，强有力的监督机制都能弥补其不足；监督力不足，再好再全面的法律制度，都会被人为地制造出若干灰色空间。就目前而言，我国社会公平正义的保证，主要还依赖于法律制度的阳光运作，依赖于人为灰色空间的彻底压缩，立法就应该在这个方面有更多作为。

　　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关系到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因而，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在法律制度实施中的监督作用，应是加强监督力的最有效手段。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立法，就应着重突显人民群众在国家法律制度实施中的监督地位，有了人民群众自身的有力监督，危害社会公平正义的事情就难以发生。我们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常常要“听其言，观其行”，评估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应是类似的思维，行胜于言，我们现在最急需的，还是那些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律制度的实施监督手段。 (作者：潘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