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汾市襄汾县陶寺乡云合村这个原先偏僻而且不为人知的村子，因为去年“9·8”事故被媒体经常提及而闻名。
7月中旬以来，56岁的乡村医生卫全生每天都要出去几趟，到离他医疗救治站不远的一个地方看看。那是个伤心地，“9·8”事故前，那儿还是一个市场，每天热闹非凡，来来往往的多数是云合村的熟人。
如今，事故后的这块空地成了工地，几台工程机械在轰鸣，现场的工人有的砌筑、有的搞绿化、有的平整土地……一片繁忙景象。
“在事故周年的时候，这里将立起一块纪念碑，建成一个警示广场。”卫全生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事故中丧生的那些人，他几乎没有不认识的，他在村里行医几十年，对遇难者的离去有着无法言说的痛楚，更何况其中还有五位是自己的亲人。“毕竟不是正常死亡，想起来就想哭”。
对于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事故责任追究，卫全生觉得，“现在一切都归于平静，生活还得继续。不管怎样去严处官员和企业老板，那些曾经鲜活的生命都永远消失了，那个曾经热闹的市场变成了一块静寂而荒芜的空地……”卫全生表示，他不信鬼神，但对建警示广场很关注，不仅仅因为他有5位亲人丧命在此，还因为他是事故的亲历者、见证人，更因为他希望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故。
与卫全生一样，襄汾安监局眼里也不只有事故，纪念碑的警示意义在他们眼里才是更重要的。
随着“9·8”事故一周年的临近，襄汾县进一步加大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工作的力度。
为了做好警示教育，襄汾县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事故警示教育专题巡展活动。襄汾县安委会还决定，开设“安全发展”论坛，举办“安全发展”征文大赛，面向全县各阶层征稿，给安全生产献计献策。
组织部长的安监生活
“安全生产事关人命，人命关天！安全生产也关乎大小官员的命运和前途。”对于安监工作，毛跟云说得很直接。“9·8”事故后，襄汾县安监局长一职一时找不到合适人选，襄汾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毛跟云临危受命，兼任安监局长至今。
“不仅企业要查，社会安全也要查，学校、商店、乡村都要查。大的有中学危楼教室，小的有小商铺的火灾隐患，并对所有隐患进行分类登记，直到治理完毕。”毛跟云表示，为了实现全面排查整治的目标，襄汾县以18个行业为重点，进一步延伸到全县各行各业，各个领域。
47岁的冯荣刚算是老资格的县安监局副局长了，一直分管危险化学品等行业的安全监管工作。
记者见到冯荣刚时，他正挨家挨户地到现场验收治理整顿结果。“从‘9·8’事故以来，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运输、储存等情况的治理整顿工作已初见成效，很多没有经营许可证，没有销售资格的小作坊、夫妻店都被关闭取缔了。”冯荣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他们将危险化学品经营单位分为三类，一类是无证无照的，二类是证照不全的，三类是证照齐全但需要加强监管的。“9·8”事故后至今，共关闭取缔14家一类企业，停产整顿140家二类企业，三类企业则监察到150多家。
“为使二类单位尽快完善手续合法经营，已对99家相关人员进行了培训。经过考试，有96家通过，没通过考试的就不能发证。”冯荣刚说，他们现在的工作就是到现场验收，这项工作主要依靠县局和乡镇安监办共同来完成。
“排查隐患主要依靠专家，制定整改措施也以专家为主。全县懂危险化学品的专业人士很少，我们工作很吃力。”冯荣刚说，为了整治危险化学品领域的隐患，县安监局从一些规模较大的化工企业选拔了20多名工程师、注册安全工程师以上职称的相关岗位人员，组成一支专业技术队伍对企业挨家挨户地检查，准确排查隐患，解决问题。
冯荣刚认为，经过“9·8”事故，襄汾县干部群众都意识到了安全生产应该时刻排在第一位，发展经济必须有安全生产作保证。“但现实情况是，个别企业主在利益面前，往往会忽略安全生产。”
据了解，“9·8”事故后，襄汾县全县137座尾矿库，除了保留11座外，关闭取缔了115座，占关闭取缔任务的91%，剩余的11座尾矿库由于法院查封、主体不明等原因，使关闭取缔工作陷入了僵局。
对此，毛跟云表示，“襄汾再也经不起事故的折腾了，尾矿库再也不能出事了。这11座尾矿库的包联单位和所在乡镇，一定要把关闭取缔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全力以赴落实治理措施、治理时限、治理责任人、治理资金。”他说，有关部门已经制定了对于法院查封、主体不明确的这11座尾矿库的治理办法，对治理进度实行周报制度。
在襄汾县福利选矿厂，记者见到了50多岁的段三录。7月份以来，他和工友段建峰一直在尾矿库值守。
“每隔几天就会有省里、县里和乡里的领导来检查，有时候是天天有人来检查。值班的时候，我就在尾矿库四处转悠，查看情况。”段三录说，这份工作虽然不累，但枯燥、单调，而且必须24小时开着手机。
带着处分上岗，责任更大
7月23日，襄汾县安监局召开全体干部会议，宣布关于“9·8”事故的几个撤职处分决定。这次被宣布撤职处分的四个人是：县安监局党支部书记、非煤矿山安监办主任周延平；主管非煤矿山安全监管工作的副局长牛文华；非煤矿山股股长任巨红，非煤矿山监察队队长王建刚。
在此之前，县安监局前任局长张新如、总工程师刘政民等5人因对“9·8”事故负有重大责任而被判刑。
至此，“9·8”事故有100多人被追究责任，其中依法逮捕、刑事拘留了51名相关责任人；对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或重要领导责任的62人，都受到了相应的党纪、行政处分；依法没收了新塔公司在未取得《安全生产许可证》等相关证照期间的违法所得，并处以550万元罚款；对新塔公司主要负责人张佩亮、候生林处以其2007年年收入80%的罚款；对涉案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张佩亮、候生林，自刑罚执行完毕之日起5年内不得担任任何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
“一年来，他们每天都跟着我跑，几乎跑遍了襄汾的每个村落，每个企业，甚至每个小卖店、小作坊。他们的累和苦，我都看在了眼里。”谈及被撤职处分的同志，毛跟云表示，功过不能相抵，该撤职还得撤职，该处分还得处分，该工作还得工作。
在这次被撤职处分的四人中，周延平年龄最大，职务最高也最多，“在从事安监工作的29年里，大小事故经历了不少，从未受过任何处分。去年的‘9·8’事故是场灾难，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撤职处分。今后我将认真吸取事故教训，继续做好份内工作，无论压力多大，我都会努力工作。” 48岁的周延平对记者说。
撤职前，周延平一直工作在领导岗位上，“一年来，我承受着来自外界和内心的巨大压力，但在岗一天就要尽责一天。”周延平告诉记者，“9·8”事故后，县里将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县四套班子的每个成员，并进一步落实到企业每个岗位、每名工人。39个安委会成员单位和各乡镇都建立了排查治理制度、周报制度，同时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专项督查，对工作不力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大会通报，并实行追责约谈制度。对所有从事安全生产工作的干部、管理人员、一线工人都进行了安全生产知识培训，培训人数达10万多人次。
“政府在第三次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活动中，共排查4974家企业，具体到小门店、小饭店、小作坊。对260家无证无照的非法企业进行了关闭取缔，对703家证照不全、过期或存在重大安全隐患的违法企业责令停产整顿，对4011家证照齐全的合法企业采取了加强安全生产监管的措施。”周延平说，这些数据每天都在更新、都在变化。
升级企业的安全意识
襄汾县龙腾达化工有限公司位于陶寺乡兴光村西，占地面积35亩，是当地数一数二的大型企业。公司主导产品是顺酐，属于危险化学品，年生产能力为2万吨，有100多名员工。
“安全生产是公司的头等大事，对‘安全生产年’的相关工作，已由安全环保部结合生产实际进行了具体安排。”张世杰告诉记者，公司设有安全生产委员会，他本人兼任主任。安委会每月普查1次，车间每半个月普查1次，当班职工每班按既定时间巡查，并把问题记录在防火检查台账上，一年来共查出各类隐患25处，下达隐患整改通知单10份，整改率100%。
对于安全投入，张世杰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去年公司投了40多万元。今年因为经济不景气，停产停工较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公司仍新购进及更换了大量的安全设备，举行了两次应急演练。2月和3月，进行了两次全员安全培训，并全部参加了考试。
在山西建滔万鑫达化工有限公司，记者见到了年仅24岁的总经理助理何超。
一个2007年毕业于山西农业大学机械专业的文静女孩，凭什么做到总经理助理？
“当时她参加全县安全生产知识竞赛取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综合能力也强，加上安全生产是公司头等大事，现在有她的协助，公司的安全生产工作会做得更好。”公司总经理施安然介绍说。
“邓庄镇是襄汾县的工业重镇、经济大镇，共有29个行政村，辖区内有生产经营单位770多家，其中机械5家、冶金5家、轻工25家、纺织2家、建材8家、化工5家、非煤矿山4家，商贸等其他700余家……”40岁刚出头的镇长李刚，对辖区内的企业如数家珍，底清数明。李刚告诉记者，2008年根据形势需要，镇政府成立了安监办，配备了6名安监人员、1辆检查专用车，县安监局给配备了电脑等办公设备。
“乡镇是安全生产的根，不抓实抓紧就抓不好。”李刚说，今年以来，他已参加30多次安全生产检查，去了20多趟他联系的钢铁企业，发现了不少问题，排除了不少隐患。
让李刚有成就感的是，2007年以来，全镇没有发生过一起生产死亡事故。
工业大镇如何实现安全生产目标？李刚板着手指为记者总结了“责任明确到位、隐患排查到位、整改到位、服务到位”四个到位。
“我们在全镇进行地毯式全方位排查，不留死角，消除隐患，对发现的隐患都建立了档案，并上报县安监局。对企业存在的隐患，全部落实到责任人，落实整改时限。整改不了的，我们就采取强硬措施，宁可听骂声，不可听哭声，给他们发停产通知书，并上报县安监局和县政府，同时与电力部门联系，用停电的方式让企业停产整改，隐患一日不排除，企业一日不得恢复生产。”李刚告诉《中国经济周刊》，镇政府在抓安全管理工作的同时，也帮助企业协调解决好安全生产中的各种问题，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改善生产环境，提高安全生产等级，营造安全生产氛围。
对于基层安监工作的困难，李刚说：“镇政府没有处罚权和执法权，但责任却是无限的，个别大型企业对安全生产重视不够，财大气粗，监管起来压力很大。另外，安全检查必须掌握专业的安全知识，但现实情况是乡镇安监办缺乏专业人员，加之乡镇没有财政收入，企业的税收也全部上交县财政，镇政府又不能向企业收费，所以安全监管经费严重不足。”
“上级部门应定期组织专家或专业人员到基层检查、监管，有计划地培训基层安监人员，同时希望县财政将安全发展的经费列入预算。”李刚建议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