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将召开的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被期待在制度反腐上推出新意与新举，使事关中国发展成败的反腐败，能在制度面上日趋缜密，环环相扣。

　　二十九年前的八月，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发表了著名讲话《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提及干部中的腐化弊端，邓小平说这些固然与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

　　这篇讲话后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指导中共领导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邓小平用“制度好可以防止坏人做坏事、制度不好甚至好人也可能做坏事”的通俗说法，在党内发出了制度反腐的先声。此后，一条迥异于以往的反腐新路，在致力于强健执政党肌体、提高执政党威信的中国共产党面前徐徐铺开，到今时仍在不断延展。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共反腐多靠三把“利斧”：开展整风改造官员思想和工作作风，发动民众检举批斗贪腐干部，重刑严惩腐败分子。这些透着浓厚人治色彩的举措确在遏制官员腐败方面发挥了作用，但也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副作用，比如造成单位内部人际关系极为紧张，法制遭受破坏，乃至践踏了一些干部的基本人权。

　　制度反腐的提出，把反腐战略的着眼点从人治移向了法治，而且“制度”这一概念意味着，国家反腐战略绝不仅仅是倚赖一把或几把“利斧”，而是要形成相互支持、成龙配套的规则集或制度集，最终用各种机制、法制、管理制度，缜密编织一张让人不能、不敢、不想、也不必腐败的“反腐天网”。

　　预防、惩治、监督、激励、教育等诸多反腐环节相辅相连，从中共多年反腐实践中可以看出，围绕上述反腐节点展开的制度建设在层层推进。

　　以预防腐败为例，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反腐要坚持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等论断相继在中共党内提出，一九九七年中共十五大后，依循“防病胜于治病”的反腐思路，相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具体对策，其时行业和系统“防腐”首当其冲。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一九九八年七月，时任中共总书记江泽民郑重宣布，军队、武警部队及地方各政法部门今后一律不再从事经商活动，当年年底，中国所有军队、武警部队均与所办的经营性企业脱钩，至此中国军队彻底驶离商海，中共从源头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推进力度大为强化。

　　二00四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纳入反腐战略方针；二00七年九月，酝酿多时的中国预防腐败局挂牌成立。设立预防腐败的专门机构，既是中国签署《联合国反腐公约》后所应履行的义务，更是中共构建预防腐败体系做出的重大部署，与先前推出的行业系统预防对策相比，预防腐败局的成立使得中国“防腐”制度建设更进一步。

　　中共勉力制度反腐另一重点是依靠制度建设，努力集结党内党外、朝野庙堂多方力量，最终在全社会形成剑指反腐的强大合力。在抛弃“运动式”反腐后，如何通过适当形式调动民众参与反腐依然刻不容缓。在制度反腐的大背景下，中共逐渐将民众参与反腐纳入民主、法治等制度化轨道，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一系列制度探索。

　　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间，旨在为民众检举揭发贪腐官员提供便利的信访、举报、申诉制度相继贯彻实施，不过由于现实环境飞速变化，这些制度陆续显现出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现时均在不断改进和完善。就在八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法委推出改进信访工作最新举措，决定对进京上访大省派出接访组或巡回接访组，以便就地就近受理督办依照信访条例和司法程序、可能到中央政法机关上访的问题。

　　此外，进入新世纪后，随着互联网在中国的蓬勃兴起，以网民为代表的新型社会监督力量日益活跃，屡番在反腐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仅在二00八年，就有南京“天价烟”局长周久耕、深圳涉嫌“猥亵女童”局长林嘉祥等人被网民率先曝光，最终被纪检部门予以查处。然而尽管网络监督气势非凡，但与制度反腐之间还缺乏衔接，相信这在未来会成为中共制度反腐着力解决的一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