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朔，一位被称为"痞子"、"流氓"的文化异端，上世纪80年代末在中国文坛崭露头角。之后，这位"文化流氓"成为"文化英雄"。在当代文化中，他的特殊地位至今无人能及，人称之为"朔爷"。在近20年的中国文化地图中，王朔是一座高峰。他是痞子、流氓，也是英雄、神话。

　　王朔现象

　　关于自己，王朔说得最多的就是"我们院"，"我们院"指的是位于北京西部的"军队大院"。王朔1958年生人，生活于海军大院，18岁参加海军，退伍后曾在药店工作。1983年辞职写小说。1984年，王朔在《当代》发表了处女作《空中小姐》，1989年发表了《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引起了反响。之后，王朔发表了一系列小说：《过把瘾就死》、《动物凶猛》、《玩主》、《我是你爸爸》等。王朔开始在民间大红大紫。文学评论家朱大可说："似乎只有王朔的小说才真正支配了民众的流行趣味。"

　　他的痞气，他的调侃，他的玩世不恭，他的京味口语，在20世纪80年代显得非常与众不同。加之在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小说不是充满虚伪说教的反思寻根文学，就是艰深晦涩落入叙事游戏的先锋小说。在这种文学环境中，王朔充满痞气的通俗小说脱颖而出。

　　王朔小说的最大成就在于挑战了原本的话语体制，并重新建构了一套话语体系，进而挑战了既有的道德观和价值观。也因为这种挑战，激怒了一些学院派知识分子。因此批判的声音也尤其响亮。

　　1988年由王朔小说改编的四部影片陆续上映，有米家山执导的《顽主》，夏钢执导的《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黄建新执导的《轮回》以及叶大鹰执导的《大喘气》。这一年被称为"王朔电影年"，这使王朔意气风发。"那是我第一次在社会上有了知名度，有些不成器的人羡慕我。"(《我是王朔》)

　　在上世纪80年代末，在文化批评界，对于王朔的两种态度可谓泾渭分明。批判王朔的人骂他是痞子，是流氓。而认同他的人，则认为他对中国的小说语言具有鲜明的开拓性。正是因为这种巨大争议，才造就了"王朔现象"。

　　王朔时代

　　如果说，王朔在上世纪80年代还只是个文化异类的话，那进入上世纪90年代后，他则已经占据了主流位置，并且成为那个时代的文化英雄。王朔在那场争论中最终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他非常嚣张地喊出了"我是流氓我怕谁"的宣言。

　　1990年，由王朔主力编辑的《渴望》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创下收视奇迹，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1

　　992年，华艺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的《王朔文集》，引起轰动，一时"洛阳纸贵"。而此时，王朔的影响力已经跨越文学界，进入娱乐界。进军电视界正是让王朔家喻户晓的关键的一步。影视使王朔的作品走向大众化，进而引领了大众流行文化。

　　1992年王朔编剧的国产轻喜剧《编辑部的故事》开播。这部情景喜剧，一下让王朔成为了最大的通俗娱乐制造者。在娱乐匮乏的上世纪90年代初，《编辑部的故事》极其成功，让中国人品尝到了京味幽默，即王朔式的幽默。而这种幽默随着这部电视剧的热播，在全国范围引起了轰动和普及。之后，很多人都以能说上几句王朔式的调侃为荣，因为这是跟上时代潮流的一种表现。

　　1993年《北京人在纽约》，1994年《过把瘾》，同样背后也都站着王朔。

　　1994年，由王朔小说《动物凶猛》改编成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在这部电影里，王朔客串了"小混蛋"这个角色。而这个角色在王朔身上显得意味深长。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王朔周围聚集着一帮人，如冯小刚、姜文、张元等。而在王朔退隐之后，冯小刚仍然高举着王朔的旗帜，一路延续着王朔的风格，直到《夜宴》。

　　王朔对于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和娱乐，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批评家朱大可甚至用"王朔主义"来形容这种影响。"王朔主义无非就是北京街痞文化的一种文学表述。我已经说过，它是破落的满清没落贵族传统、大杂院的街痞流氓习气和’军队大院’痞子风格和这三种不同亚文化类型互相堆叠而成的文化构形"，而且"大院文化是王朔真正的精神之源。"

　　王朔隐退

　　从上世纪90年代后期，王朔的创作趋向冷淡。2000年，在发表了《看上去很美》后，他几乎彻底地退出了江湖，也不再在公共传媒中露相。

　　《看上去很美》实际处境是"看上去挺冷"，并没有在文坛引起多少反响。即使后来被张元改编成电影，也同样是冷冷清清，没有掌声。这似乎就在表明，王朔的时代眼看就要过去了。但是作为20世纪90年代的文化英雄，"王朔"两个字仍然让人有无限联想。他就像在巅峰时期退隐江湖的武林盟主一样，虽然人已不在江湖，但江湖上依然充满了各种关于他的传说。

　　在王朔退隐的这段时间里，随着网络的迅猛发展，新一代年轻人也成长起来，尤其是生猛的"80后"也开始步入文坛，形成潮流。总之，在网络时代，文化娱乐都更加多样化，隐退的王朔也渐渐被人淡忘。即使偶尔被提及，也大多是出现在某位女演员的绯闻里。

　　2006年，徐静蕾的《梦想照进现实》让王朔的名字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但是这部小众电影并没有让多少人提起兴趣，王朔的幕后工作也没有得到什么认同。曾经是文化领袖的王朔还剩有多少影响力？难道已是强弩之末，江郎才尽？

　　2006年末，王朔终于憋足了劲，上演了一出"王者归来"的好戏。

　　王朔复出后的行为种种，让公众目睹了一场犬儒主义的真人秀

　　"大师"遭遇"狗"问题

　　-清浊水

　　罗永浩在新东方教书期间，曾以生动的方式讲解犬儒主义(cynicism)这个词汇，他把犬与儒两个字拆了："犬就是狗，儒就是知识分子思想的大师，犬儒就是狗大师的意思。"此言一出，立即在课堂上引来哄堂大笑。罗永浩以他那不紧不慢的语调为学生区分cynical(愤世嫉俗)与cynicism(犬儒主义，另解，玩世不恭)。"(犬儒主义)这派起初都是些愤世嫉俗的人，后来理想破灭，蜕变成玩世不恭。愤世嫉俗和玩世不恭表现形式很相似，对世俗的东西都是讽刺和挖苦，尽管这样，骨子里却截然不同。愤世嫉俗的人是激烈的纯粹的理想者，玩世不恭的人是彻底的虚无主义者，本质是截然对立的。"

　　这段出自2004年夏天新东方课堂上的老罗语录大体可以看作是对王小波和王朔所扮演的不同文化角色的注解。

　　犬儒主义本是古希腊哲学学派，早期的犬儒主义者是根据自身的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主义者依旧蔑视世俗的观念，但是却丧失赖为准绳的道德原则。"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是要不得的。"这是现代意义的犬儒主义的法则。这样想法的结果是，对世俗的全盘否定变成了对世俗的照单全收，而且还往往是对世俗中最坏的部分不知羞耻的照单全收。于是，愤世嫉俗就变成了玩世不恭。

　　王朔在其作品中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此类犬儒主义的人物。《顽主》中的那个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3T公司，于荒诞不经之间将"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的特性推向了极致。《玩的就是心跳》把搓麻将牌说成过"组织生活"，"本党的宗旨一贯是，你是本党党员本党就将你开除出去，你不是，就将你发展进来--反正不能让你闲着"。《一点正经也没有》中的对话更是玩世不恭得淋漓尽致："悲观？--一点不悲观。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有什么说什么，要说全世界各民族让我挑，我还就挑中华民族，混饭吃再也没比中国更好的地方了。凭什么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也有很多优越之处。说实话，能让我们瞧得起的民族还不多呢。不就是才过上二百年好日子么？有什么呀？我们文明四千年了，都不好意思再文明下去了。"而这样的对白在王朔的作品中比比皆是："朋友无非两种，可以性交的和不可以性交的"；"我们都是这样的人：面对压力，我们本能地选择顺从，因为我们没有被说服过，也懒得说服别人；人，都是骄傲和自以为是的，相安无事的唯一办法是欺骗。"(《顽主》)"街上全是坏人……他们都叫你学好，好自个使坏。"(《一点正经没有》)

　　这些语言构成了"大师"王朔的"狗"问题--将所谓"高尚"统统踩在脚下，以"下贱"的姿态傲视江湖。2006年末王朔所谓"复出"后的行为种种，让公众目睹了小说之外王朔的真实"狗"面目，活脱脱一场犬儒主义的真人秀--嬉笑怒骂、出尔反尔，时而激扬、时而挥泪，有一句王朔在某网站视频聊天时"脱口而出"的话尤其具有样本意义："我说的话他们也太当真了，我不需要为我所说的每句话都负责，如果都负责，那就把我弄死了。""我说的话尽是瞎说。我说的统统都会变卦，你别说我说的话就不能变，没有，我说的话都会变，没准我明天摔一跤摔死了呢？"此后的"吸毒、嫖娼直至艾滋病"之说更是将王朔小说人物身上的"狗"性来了一次真人秀般的集中大爆发。

　　美国学者欧文·豪(Irving Howe)曾在其所著《犬儒主义》中这样分析现代犬儒主义的来源：乌托邦，令人心醉神迷的天堂理想，它诱发了狂热，而狂热则导致了大规模的恐怖和人间地狱，之后，狂热与恐怖被耗尽，于是，人们变得玩世不恭，"看透一切"，政治冷感，即犬儒主义。

　　官方话语体系对王朔一直保持着沉默，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二王二张"之争已成文坛著名公案，二张是指张承志、张炜。二王是指王蒙、王朔。此公案以王蒙发表在1993年1月号《读书》杂志上的《躲避崇高》一文告一段落，王蒙在此文中对王朔给予了充分的肯定。1995年，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学勤发表文章，对王朔进行了尖锐批评，指责其本质是"大院父辈消灭的市民社会，大院子弟再来冒充平民。"

　　"不能因为虚假说教与虚伪崇高曾经结伴而行，就有理由从此躲避一切崇高，粉碎一切信念。"朱学勤为此提供了"第三出路"："在虚假于真实粗鄙之外，还有第三种精神状态值得追求，那就是：既不虚伪，也不痞子，维护人的起码尊严；既不受横暴侵犯，也不受伪君子的欺骗，同时也不与真小人同流合污。"

　　值得注意的是，上海评论家朱大可在2006年出版的《流氓的盛宴》一书中使用了"王朔主义"一词，朱大可认为：王朔主义无非就是北京街痞文化的一种文学表述。它是破落的满清没落贵族传统、大杂院的街痞流氓习气和"军队大院"痞子风格这三种不同亚文化类型互相堆叠而成的文化构形。满清贵族破落后的终日无所事事的慵懒气息、大杂院出身的街痞的油滑贫嘴、军区大院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所有这些都成为"王朔主义"的基本元素。它们奇妙地聚结起来，向现存的话语制度发出嚣张的挑战。

　　在朱大可看来，王朔的"顽主"主要不是道德的叛徒，而是话语的叛徒，是流氓美学对国家美学的一次重大胜利。"尽管面临’犬儒主义’的指责，王朔并未逃脱痛苦的追击。恰恰相反，就其本质而言，他最终只能是一个伪犬儒主义者，在痛苦里辗转反侧，并且竭力要从眼角皱纹的缝隙里挤出欢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