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争议的深圳机场女工梁丽“拣金案”画上句号——10月10日，公安机关把一纸“撤案决定书”交到梁丽手上。此前，300万元金饰的失主曾明确表示不会追究梁丽的责任。这意味着梁丽不再因“拣金”而被法律追责。

　　不过，有关“拣金案”的争论并未就此平息。争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有关“拣金”行为的法律性质，另一则是媒体在此案件中是否有越位之嫌。对于正逐步完善的中国法治而言，这两个方面的争论都有现实的必要。而后者，则更具现实意义。

　　有人说，这是媒体的胜利。与此前一些媒体密切关注、舆论广泛参与的案件相类似，媒体自始至终都是“梁丽案”的重要角色，甚至在很多时候，它们成为与司法对话的舆论“陪审团”。

　　“梁丽案”一年间，在司法沉默、专家激辩的情况下，媒体报道成为民众对“梁丽案”进行法律、道德判断的基本依据——梁丽困顿的家庭背景，梁丽身染重疾，梁丽是否会获得国家赔偿……从媒体关于此案给梁丽及其家庭所带来的令人同情的遭际的报道中，民众不自觉地表现出一定的倾向性，并形成巨大的舆论场。

　　在“梁丽案”上，舆论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司法判断，我们无从知晓。但倘若就此总结为是媒体的越位，这恐怕并不公平。毫无疑问，法律是神圣的，但法律从来不会自命神圣，而拒绝更加全面、更加客观、更加公平地审视具体的案件，达到合情合理的结果。关键在于，司法机构如何避免受舆论影响，如何在汹涌的、有倾向性的舆论中坚守自己的判断，如何通过自我约束和自我规范保持客观公正。

　　的确，在一些案件报道上，有些媒体出于市场化、功利化的目的，不顾案件事实，道听途说，夸张细节，干扰司法程序，甚至用愤怒的情绪取代理性的思考，用道德的判断代替法律的分析，这都需要媒体自省，更多地变“诉诸感情”为“诉诸理性”。但更重要的是，媒体没有司法权，它虽然可以对案件发表评论，但它能否影响司法，则完全取决于司法机关是否采纳其声音。

　　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要求媒体不越位，不如要求司法保持中立。无论是“梁丽案”，还是此前的一些案件，都在启示我们，对任何案件的处理，司法部门都应当保持足够的冷静和理智，既要勇于接受社会和媒体的监督，及时公开透明地公布信息，满足人们的知情权；同时更应该保持自身中立，严格按照法律的规定，公开、公平、公正地办案，实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