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我们对人权的认知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人权保护的制度建设和实践的推进更是一个逐步完善、逐步深化的过程

　　对人权的尊重和保护是人类近代以来最重要的文明成果之一。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全票通过《世界人权宣言》，自此开启了全球范围内人权保护的新篇章。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世界人权宣言》通过六十一周年之际，回顾和展望新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新中国建国初期，由于冷战和西方的封锁，我们一度认为人权只不过是资产阶级的虚伪宣传，否认有人类共同享有的普遍人权。在这种人权观念主导下，从1957年“反右”开始，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很多人包括党内很多杰出的革命家被错误地划分为阶级敌人，基本人权得不到任何保障。“文革”之后，我们痛定思痛，意识到人权保护的重要性，重申“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必须坚决保障，任何人不得侵犯”。

　　1991年中国政府第一次发布《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不仅称“人权”为“伟大的词汇”，而且承认“享有充分的人权，是长期以来人类追求的理想”，自此中国人权事业快速发展，最终确立了“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的基本理念，确认了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六十年来，我们对人权的认识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最初的讳言，到改革开放初期的正视，再到近些年来积极的宣传、交流和对话，我们的人权理念逐步完善和深化，虽然仍存在着不足，但这样一个进步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事实。

　　“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人权理念的理顺大大促进了人权保护的制度建设。1949年通过的《共同纲领》中，规定公民权利的条文有三条，“八二宪法”进一步扩展至十八条，并在篇章安排上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提到“国家机构”之前。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正式写入宪法，人权入宪不仅突破了宪法以公民权替代人权的保护模式，而且使得人权保护成为不可撼动的宪法原则。

　　宪法规范变迁的同时，中国自改革开放起，大量加入国际人权保护公约和议定书，尤其是1997年和1998年，中国政府分别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前者经全国人大批准于2001年2月正式生效，后者尚在审议当中。据统计，中国到目前为止已加入了25项国际人权公约和议定书。不仅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先后制定大量法律法规，将国际条约和宪法中的原则性规定具体化，尤其是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民事法律的近些年来的发展和完善，使得人权保护在制度层面上具有了可操作性。2009年4月国家发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了人权的制度性保障，为保障人权指明了具体可行的道路。

　　在制度建设层面上，我们基本上构筑了由国际条约、宪法规范、部门法以及政策法规组成的人权保障法律体系，接下来的工作是进一步完善法律法规，使之与国际公约和宪法规范完美衔接，尤其是《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对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