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任弼时和刚从湖南来的大女儿任远志、二女儿任远征在延安团聚。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我却要说：父亲是我一生的老师，尽管我15岁才见到他，19岁时病魔便夺他而去。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我15岁时，爸爸才有条件派人到湖南接我们与他团聚，6月，人们带我和妹妹远征离开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先到武汉住在吴德峰伯伯家，即而到达南京军调部执行小组驻地。在那里，曾宪植阿姨为我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新鞋袜，把我们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我既兴奋，又紧张，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呢？

　　几天以后，我和妹妹从南京乘飞机去延安，想到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我心情更加激动。不料飞机抵达延安上空，因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只得转飞北平，我十分失望。

　　在北平，我见到了当时主持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伯伯和李克农伯伯。由于旅途颠簸，水土不服，我身体一直十分虚弱，本打算第二天就乘此机飞往延安。叶伯伯恐怕我身体吃不消，便决定留我在北平先休养一阵。于是妹妹远征随机先行赴延安，我在“叶公馆”休养，心中盼望着与爸妈团聚日子的到来。

　　长到15岁了，我还没见过爸爸的面，对母亲也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1931年，妈妈临产前一周，爸爸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启程赴中央苏区工作，留下妈妈和即将出世的我。我出生后不到百天，妈妈便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怀中抱着吃奶的我被关进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关押中，妈妈坚贞不屈，装作农村妇女，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党组织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多方营救，将近一年，妈妈被释放，我这个“小囚徒”也随妈妈一同出来。周恩来副主席电示，要妈妈立即去中央苏区，妈妈为不影响工作，当机立断地把我送回湖南老家，当时奶奶健在。不久，母亲又把长征途中生的妹妹远征送回老家，6岁的我，算是第二次见到母亲，但因年龄小，时间短，妈妈是什么样，我一点没有记住。后来，奶奶去世，我和妹妹就由邻村的一位王奶奶照顾。老少3人相依为命，直到这次爸爸派人来接我。

　　7月11日，是朗朗的晴天，我又乘上赴延安的飞机。在北平时，我就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到了延安，你看到一个既矮又瘦的女同志，你叫好妈妈准没错。”

　　终于盼到这一刻了，飞机降落在骄阳下的延安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