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夏,任弼时和刚从湖南来的大女儿任远志、二女儿任远征在延安团聚。
人们常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位老师,而我却要说:父亲是我一生的老师,尽管我15岁才见到他,19岁时病魔便夺他而去。
“大女儿,你回来了”
抗战胜利后第二年,我15岁时,爸爸才有条件派人到湖南接我们与他团聚,6月,人们带我和妹妹远征离开老家湘阴唐家桥新屋,先到武汉住在吴德峰伯伯家,即而到达南京军调部执行小组驻地。在那里,曾宪植阿姨为我和妹妹添置了新衣服新鞋袜,把我们从头到脚“武装”起来,我既兴奋,又紧张,爸爸到底是什么样呢?
几天以后,我和妹妹从南京乘飞机去延安,想到就要见到爸爸妈妈了,我心情更加激动。不料飞机抵达延安上空,因天气不好,不能降落,只得转飞北平,我十分失望。
在北平,我见到了当时主持军调处执行部工作的叶剑英伯伯和李克农伯伯。由于旅途颠簸,水土不服,我身体一直十分虚弱,本打算第二天就乘此机飞往延安。叶伯伯恐怕我身体吃不消,便决定留我在北平先休养一阵。于是妹妹远征随机先行赴延安,我在“叶公馆”休养,心中盼望着与爸妈团聚日子的到来。
长到15岁了,我还没见过爸爸的面,对母亲也没有什么印象。只听说1931年,妈妈临产前一周,爸爸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启程赴中央苏区工作,留下妈妈和即将出世的我。我出生后不到百天,妈妈便因叛徒告密而被捕,怀中抱着吃奶的我被关进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关押中,妈妈坚贞不屈,装作农村妇女,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经党组织和周恩来副主席等多方营救,将近一年,妈妈被释放,我这个“小囚徒”也随妈妈一同出来。周恩来副主席电示,要妈妈立即去中央苏区,妈妈为不影响工作,当机立断地把我送回湖南老家,当时奶奶健在。不久,母亲又把长征途中生的妹妹远征送回老家,6岁的我,算是第二次见到母亲,但因年龄小,时间短,妈妈是什么样,我一点没有记住。后来,奶奶去世,我和妹妹就由邻村的一位王奶奶照顾。老少3人相依为命,直到这次爸爸派人来接我。
7月11日,是朗朗的晴天,我又乘上赴延安的飞机。在北平时,我就向人们打听爸爸妈妈的样子,他们告诉我:“你爸爸戴着黑边眼镜,留着小胡子,手里常拿着一根拐棍;你妈妈最好认,到了延安,你看到一个既矮又瘦的女同志,你叫好妈妈准没错。”
终于盼到这一刻了,飞机降落在骄阳下的延安机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