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三日)

任弼时

　　毛泽东同志正确提出了我党当前的任务〔273〕，我不多讲，只讲几个问题。

一、战争问题。

　　这两年战争，歼敌一百九十多旅(师)，二百六十万人，缴枪九十万枝，打下石家庄、洛阳、临汾、开封，这是大胜，证明我军战斗力强。同时这两年在老区，发动群众，消灭封建，整理党的组织，成绩很大。这更坚定了战争胜利的信心。而且胶东有民族资本内流，中间人士打包袱进解放区，美国已感救蒋太迟了。这证明大家都知天下是共产党的。如不犯大错，则五年左右胜利大概无问题〔274〕。我相当赞同宣传五年胜利，可提“争取五年胜利”的口号。所谓不犯大错，意即毛泽东同志提出之军队向前进及生产长一寸，如向后退和落一寸，则大成问题。但这一点并非全党都认识了，例如调干部南下，许多人怕，故对此问题仍须有系统的宣传。军队向前进，不仅军事上必须如此才能五年获得胜利，如蒋之重点进攻西北、山东，我刘、邓南进〔275〕，打破了敌之重点进攻而转为我之全面进攻；如我再继续前进，则中原应变成现在之华北。而且从解放区之人力物力财力说，也必须如此前进不可。现在我们老解放区人民的经济负担已很重，再加上劳役负担，则人民的负担更大，特别是平川大道上。据财经研究者谈，负担最好不超过收入的百分之二十(除间接负担外)，否则生产长一寸就很成问题。故亟需军队向前进，把这批负担加在敌人身上，即夺下群众向敌人缴纳之负担。我们须知，农民现在确实是忍耐负担着，但忍耐是有限度的，而且一旦农民向我们兑现期票时，那就很成问题了。不能使负担无限加上去，否则农民将向我们兑期票了。这只有军队向前进，推向南去。

　　其次，现在战争进入第三年，是争取五年战争胜利中过关的一年，其根据是，如今年再歼敌一百旅，则蒋军将降至三百一十余万，而我们将由现在之二百八十万增加到三百万以上(毛泽东：第三年我增加部队主要靠地方武装之增加，再加上夺取敌五六百门大炮)，则我们军队在数上、质上都超过国民党，就已经翻过山头了。那时，即使美帝增兵，也不过是某些大城市我不能即时占领而已。那时，军队深入西南、江南，则群众负担更轻，生产长一寸更有条件了。正因为是过关的一年，故提出在不伤元气太甚的条件下多努一把力，多下一点本钱。

　　第三，中原的工作要加强，要把群众努力发动起来，那时支援江南就更要靠中原了。第四年、第五年，中原要准备支援，故减租减息的运动在中原应努力普遍搞起来。

　　第四，要努力争取俘虏，一般做到收容百分之六十以上，好的做到百分之九十也有可能。

　　第五，老解放区的生产要搞好。

　　将来南下有可能仍很困难的，前方胃口小些，后方努力供应。南方在第三年能消灭敌五十四个旅，北线能牵制住蒋军，则就好搞了。要做到原则上不扩兵，既准备第三年的胜利，又要准备“出嫁”。

二、纪律性问题。

　　由于地区趋于统一，党之威信高了，战争规模加大，兵力集中作战，更感需要加强统一集中领导，加强纪律。所谓正规化，即是“机械化”，机械一点，螺丝钉配合得很合拍，当然今天还不需要绝对钉死。供给上也是需要统一的，将来会更需要正规化。地区统一后，人为界限要去掉，才便于人民，利于经济发展。正因为党的威信高了，更需要统一和纪律，因为大家更注意了，任何一个角落里搞一点坏事，则“一个老鼠屎坏一锅汤”。大革命时纪律性强些，派工作是毫不讲价钱的。纪律之无条件即是不讲价钱，而不是讲纪律之养成，纪律之养成必须有条件。我们由乡村走向城市，更须强调统一和纪律，才可以避免出现类似张国焘〔171〕的问题。而且越前进越胜利，则这些问题，这种坏倾向越可能滋长。故需加强纪律性，统一集中，请示报告，服从纪律，不然，我们就不能战胜国际国内资产阶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