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黑社会”辩护中语出惊人，75岁的赵长青和43岁的周立太成为“重庆打黑”中的话题人物。为“红顶商人”黎强辩护时，赵长青认为，公诉机关对黎强“组织领导黑社会”的指控证据不足。而周立太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重庆打黑运动化扩大化。”

　　这些言论立刻遭到对“打黑”一片赞扬的公众和网民的批评，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们被称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10月26日上午9点半，重庆，广为关注的“红顶商人”黎强案在重庆市第五人民法院开庭审理。75岁的赵长青站在法庭上为黎强辩护，这让很多圈内人感到吃惊。

　　在中国的刑法界，赵长青是受人尊敬的泰斗级人物。他曾参与1997年刑法的修订，正是在这次修订中，“黑社会性质组织”罪被首次写入刑法。他本人也是黑社会问题的权威研究者。

　　早已退休多年，“不缺名也不缺钱”的赵长青重新出山为黎强辩护，让坊间充满了猜测。

　　“其实我并不愿意参与这件事。”11月6日，在他担任顾问的重庆金明律师事务所里，赵长青对记者说，他和黎强并无交情，也未打过交道，只是在他就读西南政法大学时，黎强的父亲是学校食堂的职工。

　　“黎强被捕后，他的弟弟托学校的老教师找到了我。”赵长青说，他起初拒绝了，直到案子快开庭的前十天，才决定接手。在查阅了检察院递送的资料，并和黎强短暂的两次会面之后，他站在了为黎强辩护的法庭上。

　　案子一共审理了6天。黎强案涉案人员多达31人，而检察院的举证材料非常详细，仅仅举证就用了3天时间，赵长青每天听案到晚上10点多。

　　听完检方的举证，他认为这个案子办得还是很不错的，证据也很细致，对黎强的9项指控，绝大部分他都认可，他甚至劝黎强，“该认的罪，还是得认。”

　　在中国的刑法里，第一次出现“黑社会”的字眼是在1997年刑法修订后，赵长青是此次修订的参与者。

　　“当时考虑到中国已有黑社会的苗头，但不那么典型，还没像意大利的黑手党一样成为对抗政府的组织，因此加了‘性质’两个字。”赵长青说，由于当时立法经验不足，对其罪状描述，用的都是“危害四方”等词语，在实际操作上很难执行，因此，“高检”和全国人大又先后出台了黑社会犯罪的司法解释，俗称“四条特征”，即：形成稳定的犯罪组织、通过违法犯罪活动获取经济利益、以暴力手段进行违法活动、利用国家工作人员包庇称霸一方。

　　“认定黑社会，这四条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赵长青说。在检方对黎强领导和组织黑社会的指证中，提供的是黎强1997年在工商局注册公司的证据，他认为，这个证据并不充分。“这并不能证明，当初成立这个公司就是为了犯罪，不能因为一个公司后来有偷税漏税的问题，就认为他当初的成立有问题。”

　　在最后一天的当庭辩护中，赵长青发表了1个多小时的辩护词。他出人意料地否定了检方对黎强“黑社会”罪名的指控，舆论哗然。

　　在赵长青看来，检方和律师都有可能出现失误和偏见，而这个平衡要靠中立的法官来完成。他说，作为一个辩护律师，他所做的只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依法为当事人辩护。

　　“作为一个律师，我更关注‘打黑’是不是依法进行”

　　在赵长青之前，周立太是另一位被媒体广泛关注的“黑社会”辩护律师。在李义涉黑团伙案中，周立太担任“团伙成员”李志刚的辩护律师。

　　因为农民工打官司而著称的周立太，书只读到二年级，靠自学成为律师，如今他是周立太律师事务所的法人代表。这家被同行称为“最专业化”的律所，几乎只打劳工维权的案子，而此类案件被圈内公认最没赚头且费心费力。

　　很少接刑事案子的周立太，与李志刚是开县同乡，并与李的岳父是多年好友，因此答应为其辩护。

　　10月13日，李义案开庭当天，个性鲜明的周立太再次因为言论而成为媒体焦点。在接受《南方都市报》记者采访时，他说：“要防止‘打黑’扩大化和运动化。”

　　“在支持‘打黑’的前提下，作为一个律师，我更关注‘打黑’是不是依法进行。”周立太说。

　　在长达10页的辩护词中，周立太否定了所有检方对李志刚的指控，并坚称李志刚没领过工资，不认识李义，算不上黑社会。他认为，公诉方提供的证据，不能证明李志刚参与黑社会组织。

　　和赵长青的观点相同，周立太也认为，法律上对“黑社会”一词有着严格的界定，“不能什么罪，都算黑社会。”

　　“我提出这些问题，完全是出于理性，基于诚恳。”周立太说，“现在是21世纪了，凡事要在法律的框架内进行。”

　　“我们深圳分所的律师就被黑社会拿刀威胁过，我怎么会不支持‘打黑’”

　　赵长青的严谨和周立太的激烈，都未得到公众的赞扬，两人的言论经媒体报道后，迅速遭到网友抨击。

　　有网友认为他们反对“打黑”，并将为黑社会辩护的律师称作“黑社会的狗头军师”。

　　“我必须声明，我坚决支持重庆‘打黑’，为了支持，我还为‘打黑’做了很多事情，只是为了人身安全，我不能告诉你！”11月7日，周立太在办公室里情绪激动地对记者说，“我对黑社会的体会最深，我们深圳分所的律师就被黑社会拿刀威胁过，我怎么会不支持‘打黑’？”

　　还有网友认为，他们收了黑社会高额的律师费，赚黑心钱。

　　赵长青说，正是担心这样的误解，当初才不肯代理黎强的案子，他的家人和朋友也都非常反对他的决定。

　　“黎强被抓后，家里只剩下了他弟弟，请律师的钱是他向别人借的，因此，律所收的并不多。”赵长青说。

　　而周立太则在博客中公布了自己的代理费。“确实收了李志刚亲威5000元律师费，包括重庆至开县往返路费。”他说，“如果说不该收，只能说明你无知。我国律师制度从原国办所改制后，合伙制律师事务所除法律援助不收费外，当事人委托案件应无条件交纳律师费，因为律师与律师事务所要生存，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

　　“判错一个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个罪犯要严重。”

　　公众对黑恶势力的深恶痛绝，让这些为黑社会打官司的律师们身处微妙的境地。“打黑”中查出10余名律师涉案的事实，更加深了公众的误解和猜测。正是这种外在压力，让很多律师并不想涉身其中。

　　“以往，我们都会去争取一个案子来打，但这次‘打黑’的案子并不是特别积极，基本是有人主动找过来，推不掉才会接手。现在愿意出庭的，基本都是熟人关系委托的，要不就是司法局派下来的法律救助。”一位不愿公开姓名的律师告诉记者，一方面是因为这些案子比较复杂，打着特别累心，而且诉讼费用也不高，更重要的是，他们不想让自己“被人骂”。

　　这位律师还说：“这次抓起来的，基本都是有罪的，即使判重一点，也不冤枉他们，现在黑社会这么猖獗，重判利大于弊。”

　　对于这种说法，赵长青沉默了片刻，一字一顿地对记者说：“你要知道，判错一个人的危害，比抓不到一个罪犯要严重。之所以在刑事案件中允许被告聘请律师，既是保证其公民权利，也是一种对公权力可能出现疏忽的制衡。”

　　赵长青说，法庭上，公诉方、律师和法官是一个最好的三方制衡，这样才能保证公正，而公正是司法的灵魂。

　　而对于舆论和同行的不解，赵长青说，这是法律工作者的责任，因为普法工作没有做好，大家对律师的角色定位并不清楚。“在法庭上，律师的职责就是依法辩护，证明自己的当事人罪轻或无罪。”

　　周立太想不明白，律师为被告人提供的其实也只是一种服务，“黑社会”们都开着名车，没人会去骂卖车的公司，为什么对律师就这么不能容忍。“如果今天还有人认为给黑社会打官司的人是坏人，那我只能说他无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