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报》日报变周报，《劳动午报》重回机关报

　　京城都市报再洗牌

　　“退潮之后，你才知道谁在裸泳。”巴菲特的这句话用在当前北京报业市场同样合适。继《市场报》停刊、《中华新闻报》倒闭之后，《竞报》和《劳动午报》正式淡出北京综合类日报市场，另谋生路。

　　“实际上，北京都市报市场已经形成了3早报2晚报的格局，下一步谁会死掉，得走着瞧。”北京某都市报社社长说。

　　从数十家到五家

　　10月16日，记者从北京晨报社得知，为压缩成本，《竞报》在退出日报市场后与晨报社在一起运作，共用一套编委，并对其中部分人员进行整合；而北京第一张都市午报《劳动午报》也不抵亏损，宣布退出都市报市场，重回北京市总工会机关报。

　　其实，都市报的调整从2007年就已开始。2007年11月27日，北京第一张娱乐为特色的都市报《北京娱乐信报》(下称《信报》)改为地铁报，同年《华夏时报》由日报改为了财经类周报。

　　“2001年始，房地产业和汽车业广告的增长带动了都市报繁荣，到2005年，广告增长停止，新报纸还在出现，加上报纸的厚度增加和纸价上涨大大提高了成本，报纸收入的增长在逐年放缓。”《信报》社长毕昆对《中国经济周刊》说。

　　从2000年以后，都市报的数量走势如同一条抛物线，2005年就是顶点。2000年，《北京娱乐信报》和《劳动午报》分别由《戏剧电影报》、《北京工人报》变身为都市报；2001年5月28日，北大文化和人民日报社共同投资创办《京华时报》，一时间，北京市场上涌现了七八家都市报；2003年《新京报》诞生，2004年《竞报》出炉，此时，北京市场上的都市报高度饱和，达数十家；而从2007年到2009年，北京报摊上经常能看到的都市报纸又只剩下5家左右。

　　“曾经都市报在整个报业市场上一枝独秀，也有人说都市报是暴利，但从这几年来看，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具体到北京市场来说，竞争是惨烈的，都市报洗牌刚刚开始。”新京报社社长戴自更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而毕昆认为，“2004年是最高峰，如果这之后还有人投资办报纸，那就是有点看不清楚形势了。”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喻国明认为，北京市场存活五六张都市报纸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要有满足不同需求的差异化定位。但实践证明，北京原本差异化的报纸都慢慢走向了同质化。北京晨报社长刘顺发对《中国经济周刊》说，“其实，北京几大都市报在内容上都是差不多的，就目前北京日报集团内部，综合类日报就有七八家，这就要求必须整合。”

　　自救或他救

　　作为都市报的一个代表，《竞报》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救赎的过程。

　　5年前，带着奥运朝阳产业的梦想，北京日报社、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北京青年报社联合打造了共同投资7000多万创办《竞报》，由占有55%股份的北京日报社来负责报社后期的采编运营。

　　随着《竞报》的创刊，一批资深的媒体人被吸引而来，但报纸却在经历了一段奋发期后走向衰落，盈利困难，至2006年亏损已达几千万。在竞报社工作了四年的一位员工告诉记者，在这几年过程中，员工还是正常工作，但都清楚报社面临的压力很大，也有一些员工因为营业状况不见好而逐渐离开。

　　为了不加大亏损，竞报社决定引入外部战略合作。2007年，七彩集团(下称“七彩”)加入。在双方的合作中，七彩经营广告和发行，并承担报社所有的印刷和发行成本，而报社的采编成本仍由原股东承担。每年《竞报》的采编成本约为2000万人民币。据知情人士透露，自2004年，原股东北京青年报社和上海文广传媒在首次投入后，再也没有追加投资，《竞报》此后的运作都由北京日报集团一手张罗。

　　七彩集团的加入改变了《竞报》原有的发行格局，在原来的邮局零售征订的基础上增加了加油站渠道，免费向私家车主派发报纸。新的发行渠道带来了报纸发行量的大大增长，2007年，报纸发行量由原来的8万份增长到15万份。在合作期间，七彩也投入了一笔不小的资金，但2007年，报社全年的广告收入只有1000多万，远远不及整个印刷和发行成本。

　　在与七彩合作前后，《竞报》的发行的三次波折也给市场带来一定影响。在与七彩合作之前，《竞报》通过邮局在报摊点零售，合作后《竞报》开始在加油站免费派发；后来又自办发行。在三个环节过渡中，市场衔接不到位，不仅让竞报流失了一些客户，也在市场中倍受尴尬。在经过加油站派发后，有些摊贩甚至告诉前来买报纸的人，“这张报纸不办了，买其他的报纸吧！”

　　2007年下半年，原任《信报》总编辑的刘顺发被派往《竞报》担任社长。看到每年向北京日报集团要钱的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刘顺发开始考虑重新自办经营。

　　2008年2月，北京竞报社和七彩集团共同投资2000万，成立了竞报文化传媒(北京)有限公司，竞报社占51%股份。2008年，竞报的广告收入达70%的高增长，突破3000万大关。虽然自办经营的成效已经凸显，但相对报社的接近6000万的实际运营成本来说却是望梅止渴，此时竞报社已经无法正常运转。

　　面临巨额亏损，2009年5月，竞报社总编辑谢星文向全体员工悲痛宣布，《竞报》由日报变为周报，员工由原来的220人缩为50人。刘顺发被调到《北京晨报》兼任社长，谢星文兼任《北京晨报》总编辑。2009年11月，《北京晨报》由大报改为四开小报，在此之后，两报共用一个编委会，在一起办公，后期美编、校对等人员还将进行整合，这将为北京日报集团节约一笔不小的资金和人力成本。

　　无独有偶，《信报》的生存也有着类似的经历。2001年，《信报》以一张娱乐为特色的都市报切入市场，据业内人士透露，当时北广传媒集团有着几千万元的入资，名誉社长姜昆也投入了300万左右的资金来筹备网站。但原定于2005年盈利的目标并未实现。为了维持报社的运转，北京日报集团接管《信报》。至2004年毕昆接手时，报社累计债务已达1.8亿之多。2007年11月，《信报》转型成为一张地铁报。

　　据了解，目前《法制晚报》、《北京晨报》等都市报也都面临亏损的压力。

　　面对广告份额的下降、市场的调整，报纸以主动和被动两种姿态面对着市场的淘汰。作为第一家倒闭的中央级媒体，《中华新闻报》是首家主动申请自愿停刊的报纸。《新京报》社长戴自更认为，“现有体制下，市场的淘汰往往是以‘改革’和‘调整’的方式来实现的。主动退出也是市场的进步。”

　　劳动午报重新定位也意味着市场是无情的。劳动午报社社长王兆华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劳动午报重回机关报，这也是在经过一番探索和教训之后做出的正确决定。”如同报社的一位负责人分析，作为机关报来讲，依靠北京市总工会的资源和发行网络，劳动午报会比很多报社的日子好过。

　　戴自更对记者坦言，“后期，还会有报刊死掉，即使我们谁都不希望死掉，也不希望别人死掉，但只有适应市场、赢得市场的才能生存。”

　　怎样生存？

　　对于我国目前都市报的变局，喻国明对记者表示，“中国报业处于深度调整阶段，在报纸洗牌过程中，报刊有生有死才是正常的。在新时期，报纸在发行大战、广告促销等传统竞争方面已经没有太多硝烟，而更多的是内容、广告走向新媒体，通过电视、网络、移动电视、手机等新的形式来多重落地，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增值和回报。”

　　近年来，很多报纸都已经将目光转向了网络、手机新媒体。北青报社社长张延平就将数字媒体作为了未来战略的重点，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未来北青报社一方面会做大北青网，并和音乐制作网站、婚礼网站来合作推出新媒体；另一方面，也会与联通等通信公司联合，未来预计在数字新媒体上会有一两亿的投入。

　　京华时报社也推出了《京华手机报》，并在京华网固定时段播放新闻视频《京华播报》，预计在未来几年也将有上千万的资金投入。

　　有业内人士认为，对于传统媒体合作创办的网站和手机报，由于内容来源的单一和投入有限，在规模和影响力上只能是报纸的锦上添花制作，其广告收入一般也是作为报纸广告的附赠，与新浪、搜狐等门户网站不可同日而语。京华时报社长吴海民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传统媒体对于网络、手机新媒体的盈利模式还在探索之中。

　　戴自更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崛起，短短几年时间强势的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倒置，网络如今成了报纸不可缺的发布渠道，报纸反而成了廉价的内容提供商。而“我们的记者采写都是需要支付稿费的，有些外来稿件每篇甚至有上千的稿酬，而有些网站却无偿转载报纸的内容，或是象征性的一年付给数万元的费用，这是极不合理的。”他表示，国家应该给予传统媒体更多的关注，相关法律制度亟待完善。

　　吴海民认为，当前传统报纸特别是都市报纸仍然拥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相对于网络媒体，报纸掌握着原创新闻的采访权和发布权。一张优质的、亲民的都市报通过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渗透、互动，它与广大市民建立的紧密联系在较长时期里不会轻易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