助手忆钱学森 2009年11月13日 12:11:54 浙江在线新闻网站 2007年，钱学森(左)和涂元季。 -　生活中从不麻烦别人，直到卧病在床后才不自己洗衣服 -　教授给他判了满分，他却主动“交代”自己试卷上的错误，被扣了4分 -　不吝提携后辈,带头表态让年轻人担当第二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 　　钱学森虽然离我们远去，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他何以能成为国人敬仰、世人尊重的科学大师？我们应该向钱老学习什么？ 　　11月12日下午，做了钱学森26年秘书和学术助手的涂元季同志做客本报“文化讲坛”，并接受了记者的专访。 兴趣广泛 前沿科学、文学艺术，连菜谱也买来看 　　主持人问：钱学森去世以后，大家都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哪些因素成就了这样一位科学大师？ 　　style="WIDTH: 277px; HEIGHT: 239px"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277 align=left border=0> 　　style="WIDTH: 272px; HEIGHT: 243px" cellSpacing=1 cellPadding=1 width=272 border=0> 温家宝赴河北暴雪地区考察 　　 　　文化部就三家文化“央企”成立答记者问 四川遂宁公选农民工当副镇长 负责人回应质疑 安徽:解决信访问题要防止简单花钱买平安 　　南京"患儿死亡事件":责任者被严厉处分

　　问：听说钱老读书的范围非常广，连菜谱也买来看？

　　答：我给他当了20多年的秘书，可以说一句不夸张的话：恐怕很少有人比他买的书多。新华书店专门给他留一个格子，出了什么新书就给他留着，包括当时最尖端的外文科学书籍、杂志。新华书店的人都问：他一个人读得了这么多？是不是你们这些人在“加塞”？一次，看书店送来的书里还有一本菜谱，我还以为是厨师“搭车”买的，一问才知，原来这也是钱老的读物。

　　钱老不是一个藏书家，而是一个看书家。他看书的效率也很高，哪些章节废话多，哪些章节有内容，他一浏览就知道了，并且把精彩的章节推荐给我们。

　　问：钱老的导师冯·卡门对他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答：冯·卡门教授不仅知识渊博，还善于交际，家里经常高朋满座，既有政府官员，也有好莱坞明星。钱老当时帮着招待客人，其社会活动能力、组织能力在这个过程中得到很大的锻炼。钱老虽然很有学问，但不是书呆子。他回国后能够把那么大一个庞杂的队伍组织起来，能处理好方方面面、上上下下的关系，既能把事情完成，又可以把关系处理好，是非常不容易的。

　　冯·卡门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能言善辩，这对钱老影响也很大。听过钱学森讲课或学术报告的人都说：听他讲话是一种荣幸、一种享受，因为他每一次的讲话总能够给人新东西，总能够给人启迪。无论多么深奥的问题，他都能讲得很生动浅显，专家不觉得浅，外行不觉得深。

　　钱老从来不满足于已经取得的成就，始终在不断地学习、思考。他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在力学、航空火箭方面处于世界一流，他的《工程控制论》一书出来后，冯·卡门看了以后说：我为你感到骄傲，你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但他并没有满足，回国以后在工程控制论的基础上又进一步发展，搞系统工程；系统工程成熟了，他在晚年又开始开创基础的理论系统学。

　　问：您对钱老的严谨治学有什么切身感受？

　　答：应该说钱学森从青少年时期就有实事求是的品德，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来不得一点含糊。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科学精神、科学品德是虚的，没有这些成就不了大师。

　　在上海交大的时候，一次水动力学考试，教授给钱学森判了满分。但卷子发下来以后，他发现有一个小小的错误老师没有注意，马上举手说：老师我没有全对，我这儿做错了。教授后来给他扣了4分，并把卷子保留着，去世之前还说：我这儿还有一份钱学森的卷子。

　　问：我们在采访钱老学生的时候，他们说：晚辈给他指出错误，他都会很虚心接受。

　　答：作为一个大科学家，钱老总是鼓励年轻人要提出自己的见解，只要有一丝闪光点，不管他说的跟钱老的意见一致不一致，他都虚心接受。

　　在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钱学森已经是世界级的力学大师，他的一篇论文中间有个小错误，被一个在新疆农场农业大学工作的人发现了，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给钱学森写了一封信。没想到钱老收到信后非常重视，很快回信：看来你是一个很动脑筋的年轻人，我非常感谢你。凡是学术论文当中的错误都得及时公开指出，以免后来人引用耽误事，所以我建议你把你的意见写成一篇论文，投给力学报，在整个力学界公开这个错误。后来在钱老的推荐下，这篇论文公开发表了。

　　他经常说：我们知道就说知道，不知道的就说还有待研究，绝不能含含糊糊，因为我们写出的每一个字都是要对读者负责的。

　　问：许多人对目前国内的学术环境很不满意，钱老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钱老对“一团和气”的学术空气很不满意。他批评说：大家当面都是你好我好，可是背后乱发议论，这不是搞学术的，不是发展科学的学风。

　　有一件事情我至今记得很清楚：钱老和茅以升先生的争论。钱老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大意是：先要奠定好理论基础，再来学习工程技术。茅老看后有不同意见，认为先掌握了某种技术，再来学习理论，也不见得错，就发了一篇文章表示不同意见，直接点了钱学森的名字。茅老过世后出了一本文集，其中收录了这篇文章，但编辑把钱学森的名字隐去了。钱老看到这篇文章后说：茅老在文章中批评的就是我，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点出来？学术上应该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所以，他马上就给这个出版社写了封信，说希望你们再版的时候加一个注，就说茅老批评的那篇文章是我写的，我应该负责。

　　所以在学术上就应该公开争论，但是许多人抹不开面子，甚至互相封锁、互相保密，他说这些都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问：钱老一生著作很少，这是什么原因？

　　答：钱老生前发表的著作、文章虽然很少，但都是他个人的真东西，他从不掠人之美。

　　钱老得知一位教授在搞模糊数学，觉得这是数学里面新的前沿，很有意义，就把他约到办公室一起探讨这个问题，之后指导写论文。论文写好后，这位教授说：您花了那么多心血，我建议这篇文章我们两个署名。钱老回答说，科技论文的署名只能署干实活的。如果说我给你提过几点建议，你觉得合适、接受了，最多在论文的结语提一句就行了。这是世界学术论文的惯例，我们必须坚持。

　　问：您在钱老身边工作了这么多年，对您影响最深的是什么？

　　答：跟着钱老这20多年，我感触最深的，应该是怎么做人。钱老不仅在做学问上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在做人上也是典范。

　　有一件事大家可能想不到：钱老的衣服一直是自己洗的，从不麻烦别人，直到他卧病在床、不能行动之后。

　　还有一件事我至今难忘：钱老晚年很少到外地去，唯一的一次，是他当科协主席的时候，与朱光亚、吴阶平等人到黑龙江镜泊湖消夏。当时宾馆的条件比较差，没有蚊香，但蚊子非常多，我都被咬得没睡好。第二天我问钱老：您晚上是怎么睡的？钱老回答说：我是南方人，不怕蚊子咬——蚊照咬、我照睡。他说着还挽起袖子给我看，胳膊上都是密密麻麻的红点。

　　问：钱老在生活上这么自立、简朴，的确超出我们的想象。

　　答：钱老在生活上很随意，但在原则问题上很较真，不怕得罪人。

　　钱老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哪怕是一点点小事情。上世纪90年代初，有一天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文章，马上给我写了一个条：涂元季同志，我已经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消息，按照这个规定我是要缴税的。请你尽快帮我问清楚。我问了一下有关部门，他们说：现在这个问题还在讨论阶段，请转告钱老，让他老人家不要着急，等具体办法下来后我们马上告诉他。

　　大事上更是如此。就拿第二代战略导弹的接班人问题说吧，当时第一代战略导弹的总设计师都是与钱老同辈的老科学家，谁来担当二代战略导弹的接班人？答案其实好多人心里都清楚，但就是没人敢公开提出来。在原航天部党委会上，钱老说：我认为，第二代的战略导弹要由年轻人来担当重任，总设计师由他们来当吧。

　　他说完后，大家马上热烈鼓掌，都说“同意”。要知道，说“同意”容易，但谁第一个发表意见可是得罪人的事！要不是钱老第一个提议，谁敢出这个头？

　　问：听说钱老晚年给自己定了几条规矩，如不接受吃请、不参加任何开幕式，不为他人写序，不题词。

　　答：这是钱老抵制学术乃至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唯一办法。钱老退休之后，无职无权，面对不正之风，他说：我唯一的办法就是洁身自好，不沾一点点污泥。

　　就拿成果鉴定会说吧，钱老认为：我不能说这些成果都是不好的，但是我知道鉴定会有很多文章，我区别不清，唯一的做法就是回避。但“回避”也不是那么容易做到的。比方说有一位领导同志的孩子主持了一个项目，说这个项目是按照钱老的倡导来做的，希望他能参加鉴定会。钱老很郑重地回了一封信，说：虽然这件事情是我倡导的，但我只是知道宏观上的大方向，具体细节我并不懂，因此我不宜参加你们的鉴定会。

　　上世纪80年代初，老百姓的日子还不怎么富裕，钱老对借开会之名搞大吃大喝的事很反感，在北京开会绝不住会，饭也回家吃。群众对有些官员借出国考察之机游玩有意见，钱老说：我不出国，哪儿也不去。

　　问：在做人方面，还有哪些是您印象深刻的？

　　答：钱老经常说：要审时度势，办不了的事情你不要勉强，办得了的事情你要下定决心，坚持不懈，毫不放松。比如，东风二号第一次发射出问题后，让钱老负责故障分析。他就把控制系统的人员组织起来，说：每个星期四下午我来听你们汇报，我们要在控制问题上杀出一条血路来！此后，甭管有什么事情，每个星期四他都按点就去，后来终于把控制系统的问题解决了。

　　钱老去世后，加州理工学院的同学也在纪念他，其中钱老的好友马博先生说：他最佩服钱学森的，就是他的毅力，他认准一件事情一干到底，绝不半途而废。

　　问：钱老在晚年思考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答：人才培养问题是钱老晚年一直思考和忧虑的。他多次说过：我觉得我们国家这些年科学技术有很大的发展，成绩也不少，但是就我个人的看法，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还没有培养出世界一流的、站在最前沿的大师级人物。

　　问：11月11日，安徽高校的11位教授联名给新任教育部部长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很难培养出杰出人才？

　　答：我跟了钱老这么多年，我感觉他对我们国家的教育事业一直有不同的思考。解放后我们照搬苏联模式，对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进行了大调整，产生了许多弊端。钱老回国后不久就注意到这一现象，说：怎么我们大学的样子都变了？清华、上海交大不像原来了，专业分得很细，培养出来的都是“专家”。要知道在美国“专家”是个贬义词，如果他们说到谁是“专家”，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点，而且有点死心眼。

　　后来，在钱老和其他科技界前辈的极力倡导下，由中国科学院办了中国科技大学，实际上就是按照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模式办的。

　　问：您认为“钱学森之问”应该如何破解？

　　答：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目前还没有很好的答案。我觉得钱老生前关于加州理工学院的谈话给我们某些启发：在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系主任的权力大得很，上什么课、课怎么讲，全是他们说了算，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从来不插手这些事。

　　总之，我希望大家都来探讨这个问题，找出答案，使我们的教育逐步改革，能够走到钱老所希望的那个境界！ (本报记者赵永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