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场冬雨过后，合肥的天气变得更加阴冷起来。这几天，合肥市民孙俊吉的心情也和天气一样，热乎不起来。

　　9年前，在一纸文件的“调动”下，孙俊吉等27名合肥卷烟厂员工被借用到合肥市烟草专卖局(公司)(以下简称“合肥烟草局”)。当时，刚刚组建的合肥烟草局处于创业阶段，正是大量需要人的时候。

　　9年后，又是一纸文件，将孙俊吉等27人从合肥烟草局退回到合肥卷烟厂。9年间，合肥烟草局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员工收入水平在当地居于前列，成为求职者眼中的“香饽饽”。

　　“卷烟厂前后有100多人被借用，为什么单单是我们这27个人必须返回？现在，合肥烟草局还陆续调进一些领导的亲属。让我们走，就因为我们没有领导的背景？”出于这种不解，孙俊吉等27人开始了抗争。

　　其间，一位领导曾对他们说：“胳膊拧不过大腿，你们还是认命吧。”

　　但孙俊吉无法放下心中的疑惑，不愿意认命，要讨个“说法”。

　　两份文件与27人的命运

　　2000年6月12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出台《关于烟草系统内企业间人员流动的意见》(皖烟劳【2000】241号)。该意见要求在安徽省烟草行业内进行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并决定从部分工业企业选派在册正式职工流动到商业企业工作。于是，孙俊吉等27人成为被合肥烟草局借用的第二批人员。

　　在此之前，已经有第一批80多人从合肥卷烟厂借调到合肥烟草局。而在孙俊吉等人之后，又陆续有14人被借调。

　　李劲松是第二批27人中的一员。告别了工作8年的卷烟厂，老李被合肥烟草局分派到销售一线，做起跑单子的客户经理，对零售烟店挨家挨户进行卷烟访销，拿到烟店的订货单后，剩下的工作就交给孙俊吉所在的配货中心——他们负责把烟送到客户手中。

　　2007年，合肥烟草局的“四定”考核结束后，李劲松从销售转到烟草专卖管理岗位上。后来，他接手了火车站地区零售烟店的专卖管理工作。火车站流动人口多，烟草市场混乱，一直是烟草专卖工作最头疼的地方。还好，老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9年来，合肥市烟草局也从“蹒跚学步”的创业阶段进入快速发展期，员工收入远超过合肥卷烟厂。与此同时，在这一批的27人中，出现过烟草局标兵、先进工作者、优秀党员等。正当他们自认为已经融入烟草局并成为其中一员时，又来了一纸文件，将他们这种感觉彻底粉碎。

　　2009年8月10日，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安徽中烟工业公司(合肥卷烟厂上级单位)联合发文(皖烟劳【2009】307号)，要求合肥卷烟厂分流人员返回原单位，而且必须在3天内办完工作交接手续，并到卷烟厂报到。纳入此次分流人员名单的，恰恰是第二批的27人。

　　“前后有好几批借用人员，为什么偏偏挑我们这27人返回原单位？”听到消息后，他们感到困惑。

　　合肥烟草局人力资源科科长李健解释说：“你们是借用人员中的分流人员，我们只是执行省局的文件，这是员工的正常流动。”

　　借用人员中的分流人员？这让他们27人有点儿懵，以前没听说借用人员还分三六九等。而在合肥卷烟厂2009年度职工社会保险缴费基数申报花名册中，所有借用到合肥烟草局的员工“部门”一栏，均为“借用市局”字样，并未做过任何身份区分。

　　为此，他们多次要求查看当初界定他们分流人员身份的文件，始终未果。这时，他们发现，后来陆续被借用的14人，均为安徽省烟草行业部分领导的亲属，而这些人却没在返厂之列。

　　“领导说安排工作，这不是正常的吗？”

　　8月13日是文件要求返厂报到的最后一天。无奈之下，27人不得不按时返厂报到。随后，离开9年的他们参加了返厂上岗培训，并学习厂规厂纪，仿佛一切都回到起点，重新开始。

　　为安置这27名返厂员工，合肥卷烟厂提供了30个岗位，但需要竞聘上岗。在孙俊吉、李劲松等人看来，这30个岗位中存在相当数量的无效岗位。“比如机器操作工、维修工，现在机器都更新了，没有1年的培训，根本上不了岗。”

　　而在合肥烟草局人力资源科科长李健看来，为了确保这27名员工顺利返厂，企业给予他们不少“厚待”：多发两个月工资，每人奖励一台笔记本电脑和5000元现金。

　　返厂的27人却并不领情，认为这只是“抚慰”。因为他们获知，在自己离开的前后，合肥烟草局又从安徽其他地市的烟草企业调来6名员工，而且全部是烟草行业领导的亲属。

　　针对此事，记者向李健求证。李健说：“跨地市的调动，需要省局的调令。我只是执行省局的调令，具体调谁我不好评价。”

　　末了，李健又加了一句：“领导说安排工作，我能怎么说？你想想看，这不是正常的吗？”

　　无解的困惑

　　“为什么单单是我们这27个人返回烟厂？”这成为这些人心里一直解不开的“疙瘩”。

　　孙俊吉等人无意间对当年在他们之后陆续从合肥卷烟厂借用来的14名员工的身份产生了兴趣，他们在了解的过程中果然发现了一些“情况”——

　　安徽省烟草专卖局某领导的妻子，是合肥烟草局的一名副科级干部，最近5年一直没有上班。当记者对此求证时，李健表示，这名副科级干部在2007年正式退休，而在之前她已经办了企业的内退。

　　合肥烟草局员工张岑(化名)告诉记者，这名副科级干部2008年依然领取电话和交通补贴，而按照公司规定，只有非退休人员才能享受此类补贴。

　　除了妻子外，这名领导的内弟、内弟之妻、前任儿媳妇以及侄子均在合肥烟草局工作。

　　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另一名领导，除了妻子外，其女儿、弟弟、内弟以及两个外甥均在合肥烟草局工作。

　　在后来陆续借用的14名合肥卷烟厂员工中，其中一名谭姓女员工的劳动关系随后转至合肥烟草局，脱离了借用人员的身份。她的爱人正是安徽中烟工业公司的一名处级干部。

　　他们还发现，此次“分流人员”返回卷烟厂一事的主要负责人、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人事处处长叶正坤，其儿子及侄子也在合肥烟草局工作。当记者两次去安徽省烟草专卖局就此事向叶正坤求证时，安徽省烟草专卖局人事处副处长王健称叶正坤正在省内出差，而该局办公室工作人员张宁则表示叶正坤临时去昆明出差了。

　　记者要求与叶正坤电话联系，工作人员则表示不方便告知叶的电话，但可以让叶与记者联系。截至发稿时，记者仍未接到叶正坤的电话。

　　根据这27名员工的不完全统计，合肥烟草局在市区工作的400多名员工中，至少有77名员工为烟草行业领导的亲属。

　　对于这个数据，王健说：“有点夸张了吧？”

　　“实际情况是什么？”记者问。

　　“这个事情不太好说。”王健说。

　　针对为何单单让第二批的27人返回卷烟厂的问题，王健分析说：“我们可能要出台相关文件，将来应该要研究所有借用人员都返回的问题。”

　　对于将来可能的安排，45岁的李劲松感觉很无力。在抗争的过程中，他被确诊患上肺癌。对他来说，目前最迫切的愿望是搞清楚为什么同为借用人员，自己却多一个“分流人员”的标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