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汪孝宗 实习生 寿婷/北京报道
10月下旬，记者在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采访时偶然发现，那里的临时库房里依然堆积着非典时期剩余的大量医用物资和药品，它们距今都已经超过6年，早已过期或失效(详见本刊11月2日第43期《小汤山非典医院剩余药品物资寻踪》)。
“这些药品在非典时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非典过后又'束之高阁'，直至过期或失效，造成不必要的浪费与损失，着实令人可惜。”北京市慈善协会有关负责人得知此事后，非常惋惜地向《中国经济周刊》表示。
11月2日，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透露，《慈善法》已通过民政部送达国务院，法律的起草工作进入重要阶段。实际上，截至目前，中国正在实施的有关慈善的法律仅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其它如《慈善法》、《社会救助法》等重要法律虽“千呼万唤”，却依然“难出来”。
对于已实施的两部法律，有关人士认为，这两部法律大而化之的原则性要求多，符合慈善事业特殊要求的可操作性条文较少。它们只是针对民政部门和慈善机构捐赠前期的接收、管理和分配拨付三个环节做了法律规范，而如何规范受赠单位或个人使用与管理各类“捐赠”，避免各种浪费依然是个“空白”和“盲区”。
社会捐赠的“浪费”
无须回避，在处理公共突发事件中社会捐赠款物的使用与管理上，我们在一些环节上确实存在一定的经验不足和管理混乱等现象，不仅受赠单位有“浪费”问题，捐赠单位或个人也存在“浪费”现象。
据了解，“非典时期”北京市受益单位共接受捐赠物资7930万元，分配使用物资6429万元，捐赠物资结余1501万元。但是结余物资中，个别物资难以分发，存在毁损、变质、临近保质期限、无法用于临床使用等问题，比例虽然不大，但是给受赠单位的管理和核算带来难题。
在2008年 5月12日的“汶川地震”之后，社会各界在很短的时间内踊跃捐款捐物，捐款数额之巨，捐物种类和数量之多，令人惊叹。对此，王振耀日前曾表示，汶川大地震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慈善意识，使得慈善事业至少提升了10年以上的水平。
然而，据知情人士介绍，地震之后捐赠单位和企业对捐赠的物资管理不严，存在着装箱的数量、名称与外包装标注不符，部分物资有过期现象。
有关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很大程度上是某些商家乘机清理仓库和产品换代，对商家来说这样做既赚了名誉又清理了库存。由于接收单位人手不足、时间紧迫，不能对其捐赠物资逐一开箱检查，所以也就不能保证其捐赠物资的规格和质量。
与此同时，在物资的分配上不能按时、按量、按需求地保证灾区的需求，往往灾区医院需要的物资和药品不能及时送到，而灾区不是很急需的物资却在源源不断的送来，这同样造成了浪费。也有知情者透露，“在当时的抗震救灾现场，有些捐赠单位及个人自己开车运送物资过去，到了现场无人接收，就卸在路上。”
以至于“汶川地震”后不久，时任四川省卫生厅厅长沈骥呼吁，药品、医疗器械不同于帐篷、衣被、食品等其他捐赠物资，有严格的适应症要求，盲目捐赠可能导致药品过度堆积浪费。
“半程审计”的盲点
据统计，在“非典”期间，北京市民政局所属的北京市接受救灾捐赠事务管理中心(下称“市捐赠中心”)和北京市慈善协会、北京市红十字会等6个市级受赠单位累计接收捐赠款物5.7亿元，其中捐赠资金3.1亿元，捐赠物资折价2.6亿元。
对于“非典”物资的使用情况，北京市民政局救灾处处长丁长利表示，当时接收的药品主要归北京市药监局，直接入他们的专业库，然后分项地划拨。民政局主要是对灾民的基本生活进行保障，一方面是针对“非典”患者的基本生活保障，另一方面也包括给予生活困难者的救助，严格按照“哪儿需要哪儿走”的原则进行救助。
据北京市捐赠中心主任李记锁介绍，“非典”时期，救灾捐助中心是接受“五层审计”，分别是国家审计署、国家监察部、北京市审计局、市监察局，还包括北京市民政局内部的审计处、计财处等。
“去年抗震救灾期间，北京市审计局在5月18号就进驻到救灾捐助中心，全程跟踪审计，发现有什么就要及时改进。前线有一个财物审计部，由北京市纪委、审计局的同志在那儿驻扎，后期由他们负责。”李记锁说。
对于“非典”期间剩余款物的使用情况，北京市民政局社会救济处副处长刘振山表示，“'非典'期间非定向捐赠资金是有一些节余，都上缴财政了。钱不在我们这儿，也不经过我手。我这儿写一个函，很细的，之后再给财政打个报告，同意后，财政会再把钱拨到捐赠中心。”
“我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要给领导写个请示，再给捐赠中心写个通知，我还要给每一个医院发一份函。这个手续是非常完备的，钱的问题是不敢大意的，哪怕手续繁琐一点，责任就会相应地减轻了。”刘振山一脸严肃地说。
但有关专家强调，这些其实都是“半程审计”，并不包括捐赠款物使用情况，更不包括剩余物资的审计情况，有的最多是对剩余物资的清点，而对如何规范剩余物资处理，显然存在“空白”和“盲点”。
“全程审计”还有多远
为防止出现小汤山非典医院过期药品现象，有专家建议，民政、卫生、财政等部门应尽快着力解决“非典”捐赠中凸显的新问题，明确捐赠物资的产权和使用权，明确捐赠药品及医疗器械的使用办法，明确捐赠资金的开支范围和原则，规范捐赠款物的核算、管理和使用，对社会捐赠进行“全程审计”。
对此，北京市慈善协会常务副会长朱蓉先认为，健全我国社会捐赠管理制度，加强对捐赠物资的使用予以监督与管理非常必要。
朱蓉先说，“非典”捐赠物资我们都是按照捐赠者的意愿送到一线，送到38家定点医院，包括小汤山非典定点医院。“我们没有从捐赠者的钱里收取一分钱的服务费，把钱都用到了实处，捐赠者当然都很高兴”。
对于“汶川地震”期间捐赠企业和个人在物资捐赠中出现“质量问题”，有关人士建议，受赠部门应健全捐赠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严把质量关，完善捐赠物资管理的相关条款，制定相应的惩罚措施，建立捐赠者《捐赠承诺制度》，约束捐赠者，防止质次价高、毁损、变质等物品流入受赠单位。
为进一步加强地震灾区救灾款物的使用管理，2008年6月16日，民政部、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对于灾区不适用或者过剩的救灾捐赠物资，可以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按规定组织变卖，所得资金全部作为救灾捐赠款管理使用。”
事实上，社会捐赠款物到受赠单位或个人后的具体使用情况到底如何，也是慈善部门极其关注的。
据北京市红十字会物资管理科长何晓伟介绍，北京红十字会通常把物资分到省级红十字会，他们再往下分。捐赠物资分配完毕以后，红十字会都要求受赠方提供“反馈报告”，包括受益人群、如何发放、如何使用、效果如何等。
“我们也希望所给的物资能够确确实实地让老百姓收益。否则的话，社会捐赠就失去了意义了。”何晓伟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