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晓明回忆父亲贺龙：“父亲这辈子做了很多无米之炊”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周海滨 实习生 滕达 付宝/北京报道

　　1942年，8月1日，晋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与中共延安县委组织部部长薛明在延安结婚。

　　1947年冬，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在山西兴县晋绥军区司令部的窑洞里出生。因为期冀新中国，孩子取名晓明。

　　62年后，北京初秋的一个早晨，一位头梳干练短卷发，身穿鲜艳藏青色上衣，下着西装裤的女士在保利大厦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的专访。她就是当年那个生在窑洞的孩子——现任贺龙体育基金会主席的贺晓明。

　　“两把菜刀闹革命”、“南昌起义总指挥”、“全家109位烈士”、“新中国体育开山祖”……伴着毛尖淡淡的茶香，贺晓明思绪回到了父亲的世界。一时间，那或血雨腥风或岁月峥嵘的旧日时光如潮水般涌在眼前。

　　年龄最小的“头儿”

　　1896年，贺龙出生于湖南桑植洪家关。那年的湘西发生了严重的水旱灾害，荒野千里、饿殍满地。由于母亲体弱，乳汁较少，刚刚出生的贺龙是吃着“百家奶”长大的。

　　贺龙青少年的时候，正是动荡不安、急剧变革的清朝末年。

　　在那个多种思想意识相互碰撞的年代，年轻的贺龙很赞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并且在老乡陈图南先生的介绍之下，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国民党前身)，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20世纪初，中国很多的地方政府都非常昏庸，鱼肉乡里百姓，“那个时候我老家桑植县很多老百姓都吃不上盐巴，仅有的一点点主要靠外地输入。进出驮盐的马帮都要收重税，成为当地政府的一笔主要收入。老百姓交不起钱，就要打白条，白条越积越多，民怨也越积越深。”眼看着周围百姓被当地官府这样蹂躏，贺龙首先想到的就是和志同道合的革命党人一起拿下当地盐税局。

　　那是在1916年。“我爸爸带着20个人，从桑植县赶了100里路，砸了盐局，杀了收税的警察，抢了枪；一把火把白条子都烧光了，那是大快人心，老百姓都拍手叫好！”

　　取得了这场胜利之后，贺龙在1916年3月的时候打出了“桑植县讨袁护国军”的旗号，配合了蔡锷将军“护国战争”的行动。

　　“当时一起参加革命的很多人都是我爸爸的长辈，但是因为他为人处事让人非常信任，大家都认为他能够成事。虽然我爸爸的年龄小，他还是成了那个组织的领头人。当时盐局的警察都是各自配枪的，而我们的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装备，除了两把菜刀就剩下拳头了，可以说这样的革命更多地代表了一种正义和勇气。”

　　后来，毛泽东后来称赞贺龙说：两把菜刀闹革命，一个人带出了一个军。

　　“拉赞助”来养兵

　　“我父亲和叶挺比较熟悉，他们是北伐战争时期的战友，北伐军一直从武汉打到了河南。当时《民国日报》上说叶挺的独立团是‘铁军’，我父亲的独立十五师是‘钢军’。”

　　“北伐战争胜利回武汉开庆功大会之后，他带着部队来到了九江。这个时候汪精卫已经估计到我爸爸决心跟着共产党走了，就打算除掉他。他和张发奎打算借‘东征讨蒋’的名义把我爸爸和叶挺骗上庐山，扣押之后解除兵权，最终武力解决他和叶挺这两支部队”。

　　当时担任第四军参谋长的共产党员叶剑英得知了这个阴谋，暗中下了庐山和贺龙、叶挺商定不上庐山；部队开往南昌，当天立即行动，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

　　南昌起义对国民党右派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蒋介石、汪精卫随后便下令抓捕贺龙、叶挺等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当时蒋介石悬赏十万大洋来抓捕我爸爸。从香港到了上海之后，地下党的人就提醒我爸爸化化妆，但是我爸并不在意这些。”

　　看一个部队是什么性质的部队，除了看它的番号、上级领导外，最重要的是看它的给养从哪里来。“南昌起义前我父亲从来不归属于任何人的管辖，也不是任何人的嫡系，都是独立的番号。基本上都是自筹补给，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拉赞助。”

　　“人家为什么会给他补给呢？这是因为父亲亲自来给人家解释清楚了他的部队是做什么的；另外还有就是他的个人魅力。当时他都是去找商会，爸爸有这个本事，能够在短时间内和别人拉近距离。”

　　“有米之炊好做，无米之炊难做。父亲这辈子干了很多无米之炊的事情。”

　　贺家前后109位烈士

　　“我家前前后后有109位烈士。贺家人就是这样为祖国奉献的。”随后，贺晓明深情地谈起了贺家烈士中的其中一位：她的大姐贺金莲。

　　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贺龙家属在上海租界被捕，《申报》刊登消息“贺匪家属被捕入狱”。这里面就有贺金莲，她受尽煎熬最后病逝狱中。其他家人一直到“西安事变”之后才被释放。

　　随后贺晓明又讲起她的大姑妈贺英。“贺英和我爸爸感情非常深。我的奶奶去世早，我姑妈从14岁就担起了家庭的重担。那个时候，我姑妈经常带着我爸爸一起干活，两个人可要好了。”贺家是从湖北迁到湖南的，在湖南也算是客家。当地人比较欺生，比弟弟大不了几岁的贺英总是护着贺龙。

　　“后来我爸参加北伐战争，我姑妈就跟着。”贺龙到武汉的时候，贺英回家乡筹集资金和枪支弹药。后来贺龙回到湖南搞革命根据地，贺英给了他很大帮助。后来主力部队转战洪湖，留在湘西打游击的贺英工作就更加具体，她安置伤员、照顾红军家属、传递情报等等，为党的工作出了不少力。

　　“那个时候白色恐怖非常严重，贺英的工作非常艰苦。1933年夏天，我的大姑妈在湖北鹤峰太平镇一次战斗中英勇牺牲了，知道这个消息以后爸爸非常难过。”贺英最后葬在鹤峰的烈士陵园。

　　“我是烈士子女，我们对共和国英烈的那份感情言语无法描述。人民英雄纪念碑是2000万无名烈士纪念碑。我现在在做一份实名烈士名单。已收集了757人。”贺晓明说。

　　枪是贺龙所送“定情物”

　　贺龙在战场上出生入死多年，枪自然是随身必备的物品。“我爸爸有很多支枪。战争年代时期，平时在身上都会带着一把，睡觉也会放在床头。他的枕头下经常会放着枪、手电、手绢。”贺龙带枪的习惯一直延续到1950年代。

　　一个不为人知的内情是，有一支枪很特殊，是贺龙送给妻子薛明的“定情物”。

　　“我爸爸曾经送给我妈妈一个小的勃朗宁手枪。我妈妈是军人，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使用手枪自然是不成问题。”

　　其实很多老一辈领导人都会给爱人手枪。枪就是最好的“定情信物”，是非常实用的。“作为儿女的我们非常能够理解父母的这些举动。”

　　新中国体育事业的奠基人

　　1954年11月，贺龙从西南调来北京，身兼数职，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军委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时又兼任了新成立的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的第一位主任。

　　贺龙当年做体育，是从一穷二白做起。1949年刚解放的时候，军管会都在对口接收，唯独体育，国民党什么也没留下，只留下了“东亚病夫”的帽子让人看不起。

　　1958年初，贺龙为了创办体育报，专门向周恩来请示，得到了总理的大力支持，并要求他专门向中央报告。1958年6月下旬，中共中央批准国家体委要求创办《中国体育报》的报告。“爸爸特别注意体育报，他说我们这么大的体育事业，没有自己的‘喉舌’可不行。”

　　在贺龙元帅看来，体育是外交先行官，应当通过国际体育交往，加强与各国人民和运动员之间的友谊团结，增进了解，交流经验。

　　“体育和音乐一样，是全世界共同的语言，体育的魅力就在这于此”建国后国际交流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体育。贺龙曾经说：体育腿长，哪里都能走。

　　中国人第一次登上珠峰是在1962年，当时正是“困难时期”。

　　“贺龙说要爬珠穆朗玛峰。人家说你疯了，这个时候爬珠穆朗玛峰？”“上世纪50年代和苏联关系破裂以后，包括体育项目在内的合作都毁了。喜马拉雅山的一边是中国，另一边是尼泊尔。我们这边本要和苏联合作去爬，后来合作不成了，但那边资本主义国家尼泊尔还在爬。”

　　“崭新的社会主义国家怎能输给资本主义国家？”贺龙斩钉截铁地说，“咱们自己来！”

　　“报给总理后，这件事就搞成了，咱们上去了！上去以后，《人民日报》的第一张号外说的就是‘登上珠穆朗玛峰’。这是体育战线干的大事。”贺晓明回忆说。

　　是元帅也是好教练

　　1964年春，贺龙同国家体委的几位领导人研究工作时，谈到了“三大球”，他神情严肃地说：“我不晓得你们安心不安心？‘三大球’为什么上不去？解放到现在已经15年了，再搞不起来，难道要搞50年？必须赶快下工夫啊！我快70岁了，我希望在见马克思之前能看到‘三大球’翻身。”贺龙稍停一下，语调铿锵地说：“‘三大球’搞不上去，我死不瞑目！”

　　后来，曾任国家体委副主任的荣高棠回忆说：“他为了把‘三大球’搞上去，组织观摩解放军大练兵运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还请来世界女子排球冠军日本队的教练大松博文来帮助我们进行严格训练。采取这些措施曾使‘三大球’颇有起色。如果不是此后不久就受到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贺老总的愿望是可以实现的。”

　　贺龙不仅做大事，还做“细”事，包括体育训练。他到体育训练馆去看人家打网球，之后就找教练，说你们该找找缺陷。

　　那怎么找缺陷呢？

　　“这个很简单，你们统计一下，选手左手打了多少球，右手打了多少球，进网了多少，沿网了多少，发球多少，扣杀多少。统计一下就知道哪是弱项。”

　　所以后来就有了赛场边拿本记，画格子的记录员了。

　　贺龙还是个心理辅导的好教练。第26届世乒赛，庄则栋一开始打球状态不佳，没打好，贺龙就请荣高棠副主任传话给庄则栋。

　　“贺老总来看你比赛了，他说‘你不是小老虎，是纸老虎啊！’”庄则栋接受批评，调整状态。第二场再打，就成真老虎了。

　　贺晓明回忆父亲：

　　不要让别人“指破衣服”

　　小时候有一次她陪爸爸散步。父亲忽然问她：“人的衣服应该是怎么破的呀？”

　　贺晓明不知道他为什么会问这么个问题，就天真的说：“穿破的呀。”

　　贺龙的眼神认真起来，他郑重的告诉晓明：“人的衣服呀，可以被穿破，可以被洗破，但就是不能被人‘指’破。”

　　这个“指”就是“千夫所指”的“指”。贺晓明很久以后才明白，父亲想说的是：做人，一定要追求良好的口碑，不能因人品而被人斥责、指指点点。父亲生平最重视的，就是这口碑。

　　那么，在严于律己的同时，贺龙又怎样待人呢？

　　“1962年困难时期出了这么个事儿。北航有个学生饿得要命，就跑到食堂里去偷馒头，被抓着后，系里就不停地严厉批评、教育他。我爸知道后，说：‘批评教育一下就行了，他肚子饿’。”

　　当时的贺晓明很不理解爸爸，因为在所受的教育里，盗窃、说假话是最不好的品质。后来晓明才明白，当时可是“吃不上饭”的困难时期啊。爸爸这么做，是出自对人的理解与宽容。“他用这样的事教育我们，待人要宽厚。”